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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
合肥政府摒弃固有思维，以股权投资入局产业孵化，以资本招商虹吸创新产能，最终构建可循环的科技金融生态，为我国城市发展改革路径提供了新的范本。因此，本文将复盘合肥资源禀赋，剖析三大国资平台合营互助机制，产业发展历史脉络，揭示创新型企业在科技金融环境中创新发展的微观机制。在对比美国硅谷的同时，力图复盘合肥市发展改革缩影，印证中国式现代化科技金融之路的参考模板。
从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凭借家电实现传统制造业转型，再到近年入局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为了剖析合肥在不同时代的城市资源、产业创新等要素的演化特征，第一章节将围绕合肥的地理区位、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禀赋，复盘合肥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和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同城市发展模式因资源禀赋和政策扶持的区别而逐步走向背离，譬如，借力特区政策，吸引大量外资的“深圳模式”；以民本经济为本质，支撑起农村家庭工业的“温州模式”；坐拥政治地位等先天禀赋，引导区域经济先集聚、后辐射的“总部经济模式”。第二章节将回顾安徽合肥的蝶变之路，剖析三大国资平台如何合营互助，凭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造彼此协调，共同创造了合肥模式。
创新是生产要素新组合的过程，在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中，企业能够整合工程、产业和市场知识，以获取创新带来的回报。第三章节将围绕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格局，选取了美菱冰箱、京东方、蔚来汽车、科大讯飞等案例，以产业发展历史脉络，揭示创新型企业在科技金融环境中创新发展的微观机制。
可循环的科技金融生态核心在于“政府引导下先进制造和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不断衍生和强化，促进产业自我繁殖”，不同要素的参与程度不同，塑造了风格迥异的“硅谷模式”和“合肥模式”。第四章节将总结硅谷生态演绎发展的机理，深化对于科技创新四螺旋框架的认知，澄明创新金融与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并试图解答《科创金融与引导基金》中提出的核心矛盾和痛点问题。
一、城市基本面——合肥市资源禀赋全复盘
作为安徽省省会，早期合肥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资源、政治和交通的优势，被周边的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光芒所掩盖，强势虹吸。然而，从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依靠家电实现传统制造业转型，再到近年入局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安徽走通了中国特色“产投创投”之路。省会合肥也在一次次产业跃迁中，开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合肥模式。为了剖析合肥在不同时代的城市资源、产业创新等要素的演化特征，本章节将围绕合肥的地理区位、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禀赋，复盘合肥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和发展历程。
1.1区位人口：江淮首郡，居皖之中
安徽合肥之名，最早出自于《史记·货殖列传》，是商贾云集、舟车会集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安徽分为皖北、皖南两行署，皖北行署驻合肥市，皖南行署驻芜湖市。1952年，皖南、皖北行署被合并，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新省会设于合肥市。2006年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要求“合肥要加快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强化产业支撑，构建交通枢纽，提高经济首位度，形成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力的省会经济圈”。
从地理位置来看，合肥并不位于沿海，因此无法直接受益于沿海地区所享有的经济优势，也难以发展沿海经济。尽管合肥是长江经济带的一部分，但其与长江的距离较远，与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蚌埠和芜湖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地理优势，过去甚至被称为“孤立的省会”。直到2016年，国务院批复确定合肥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并入长三角形成区域合作和优势互补的城市群。2020年，合肥实现“GDP过万亿、常住人口近千万、市场主体超百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同时也正式宣告合肥融入核心中，加速朝着区域性特大城市的方向迈进。
从城市规划来看，合肥市历经四次大的城市总体规划，逐步形成了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新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发展空间。20世纪90年代，合肥市的城市规划以老城区为核心，向东部、北部和西南部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风扇型”城市布局，是中国城市经典规划模式之一。随着世纪初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扩展，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合肥被正式定位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关键中心城市，并且成为国家首批科技创新试点城市。在此背景下，合肥的城市总体规划通过直接控制城市结构、形态、交通路线和城市发展的关键点，引导了工业区在城市中的布局，形成了扇形的工业区布局和多核心发展模式。
从省会到都市圈，再到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定位变化，导致了合肥工业布局逐渐从主城区向外扩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并最终在东部、北部和西南部形成了集中发展的格局，甚至发展出了多个方向的发展轴线。2005年，“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合肥确立了“141”空间发展的战略布局，即1个老城区、4个外围组团（东部组团、北部组团、西部组团和西南部组团）、1个滨湖新区。此后数年，合肥总体规划在“141”战略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优化。例如，2022年的《合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草案）提出了“1412”城市中心体系。叠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政策上的调整，比如接纳外部产业的转移，促成了合肥工业产业格局变化，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从产业布局分配角度来看，合肥形成了以北部轻工业和南部重工业为主，东部地区综合发展的格局，为产业创新协同分工奠定了基础。
从人口角度来看，合肥的人口虹吸力、人才承载力已达到一线城市平均水平。截至2023年末，合肥市的户籍人口数量达到了806.6万人，较前一年增长了6.4万人。同时，常住人口数量为985.3万人，较上年增加了21.9万人，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181.3万人。城镇化率在这一年达到了85.9%，比上一年提升了0.9个百分点。合肥市的人口增长主要由迁移人口推动，2023年全市净增长的人口中有20.1万人是迁移而来的，占比高达91.8%，比上一年增加了6.6万人；合肥常住人口净流入在G60核心城市中排名第一，表明其对人口人才的吸引力仍在增强。此外，合肥市的人口素质也在稳步提高，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超过2.7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量超过180人，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根据《合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草案）预测，至2035年，合肥市常住人口将超过1300万人，实际服务人口超过1500万人。由下图可见，合肥市城镇化率已领先周边其他安徽省属城市平均20个百分点，合肥常住人口仍以虹吸增长为主，属于承接皖江地区产业转移的重镇。
1.2 经济背景：优势后发，动能稳固
千禧年后，合肥抓住政策机遇并结合自身区域优势，GDP总量跃升至全国省会及以上城市第10名。合肥市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了其传统优势产业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成功地吸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技术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领域的龙头公司落地，产业集群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同时，合肥市利用其科教资源，通过招商引资、链主带动以及本土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非线性提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根据安徽统计年鉴和合肥市统计局数据，2023年安徽省生产总值为4.71万亿元，其中合肥市地区GDP达1.27万亿元，同比增速达5.8%，高于全国增速的5.2%。
从长三角区域地位来看，合肥借力G60走廊具有后发优势，但高新技术体量仍落后于江浙沪地区。2016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概念提出，核心城市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湖州、嘉兴、金华、合肥、芜湖、宣城等9座城市（以下简称“G60九市”）。2020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区，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启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实现了自贸区省级层面的全覆盖。2021年4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发布《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明确G60科创走廊“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具体来看：（1）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合肥市人均发明专利申请量在四年内位居G60九市之首，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不断提升其技术革新的能力。截至2023年末，合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8406户，在G60九市中仅次于上海、苏州和杭州。（2）创新策源维度方面，合肥在长三角地区扮演着策源辐射的角色，与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城市共同构建起创新策源的中心网络。依托其高等教育资源和数字产业基础，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54.7%，领跑G60九市。
从债务情况来看，合肥市债务余额呈小幅增长态势，但整体债务水平较低。安徽省发债规模一般，略高于全国均值，有存续债的省级城投平台仅有安徽省投资集团，主要负责物资销售业务、房地产业务、融资租赁、投资业务等业务，虽有地市发生非标违约（2018年，天长城投担保的中江金海马6号信托项目违约），但整体债务风险可控。2023年合肥市负债率为17.83%，在G60九市中处于较低水平；但债务率从2018年的60.80%大幅提升至2023年的137.93%，高于国际100%警戒线标准，财政可持续性可能受限。从城投平台角度来看，合肥市拥有城投平台12家，其中地市级平台2家，区域融资有序度相对较高。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投”）是合肥市主要平台，主要承担合肥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管理及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职能；另一家，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滨湖新区的投资建设。
从经济增速来看，合肥市GDP增长动能强劲且稳固。我们将通过生产总值指数（以前一年为基准100）来分析合肥与全国在不同时间段的经济增长态势。结果显示，合肥市的生产总值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关键时刻，合肥依然实现了强韧增长。此外，合肥市的人均GDP自2001年的8718元起，增长至2023年的131552元，实现了大约15倍的增长幅度，彰显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步提高，以及人均经济产出效率的持续提升。合肥市的人均GDP在2021年首次超过一万美元，到2023年进一步上升至18700美元，经济增长模式也从依赖要素投入成功转型为由创新驱动和主导。
1.3产业结构：创新导向，产业升级
基础产业在区域经济体中构成了产业发展的基石，并对其他产业的增长具有推动或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位于产业链的前端，基础产业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基础产业的完善和发达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潜力、持久力、运行效率以及发展速度，进而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于任何一个追求长期、有效、快速和协调发展的经济体来说，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是关键。合肥市的产业发展从早期的“芯屏汽合”到“急终生智”，再到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三大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肥市紧跟全球产业变革的步伐，以产业链为核心，进行前瞻性的科研和资本布局。通过挖掘科研链和打通资本链，合肥市围绕先进技术进行战略布局，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相互支持和协同发展，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梯次布局的战新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了产业链的集聚优势。
从产业基础来看，合肥政府凭借积极姿态和宽广视野，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商业环境，包括亲商、利商和安商的政策，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家电行业为例，在“十一五”期间，合肥市实施了“大家电、大流通、大市场”的发展战略，同时建立了家博会、家电回收和产业基地。得益于此，合肥先后吸引了长虹、美的、华凌等国内外知名家电企业的投资，推动了洗衣机、冰箱、空调、彩电等四大家电产品的产量快速增长，家电产业的年均产值增长率达到了约20%。2006年以后，合肥市利用其产业基础优势，成功承接了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吸引了格力、美的等大型知名企业的入驻。这些企业不仅增加了投资，还扩大了生产规模，形成了以大型家电企业为核心的工业园区。“十三五”期间，合肥家电产业在产量指标方面，连续保持全国首位，总量在全国三大家电产业基地中（合肥、青岛、顺德）名列第一，大家电产能达到7000万台。
从产业结构来看，合肥超前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代表性产业。在GDP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下，合肥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总体变化不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6成。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对合肥市经济的贡献较高，加快了全市产业的升级转型。从战略新兴产业的产值来看，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的占比较高，两者合计占比超过60%。
从上市公司资源来看，合肥市域工业及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占比近六成。根据万得资讯数据，截止2024年6月，合肥市共有8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8385.05亿元，与上海、杭州和苏州仍有较大差距。近5年来，安徽上市公司总投资和总融资规模持续增长，2019-2021年，合肥市上市公司总市值实现翻番，从4360.90亿元增长至10478.93亿元，主因两年间累计有19家公司完成IPO。另一方面，从上市公司所属板块来看，在沪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分别有44、20和16家，合计市值规模分别为4866.4、1302.1和2228.5亿元。
从上市公司科创属性来看，合肥成功培育了、推动了一批高成长性的战略新兴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截至2024年6月，安徽省拥有179家上市公司，位列全国第七，仅次于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和山东。其中，62家属于战略新兴产业，占总数的34.64%。合肥市表现尤为突出，34家上市公司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占比高达41.46%，超出全省平均水平。在行业分布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分别为10家、8家和8家。市值方面，合肥市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1664.54亿元，占全市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9.85%，科创属性的上市公司正成为推动省域经济“科创+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科研机构结构来看，合肥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创新成果显著，技术交易额增长明显。根据合肥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3年末，全市已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光源等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数量分别达15个、5个和57个。全年科技成果登记达到6563项，其中571项得到财政资金支持。专利授权总量为5.90万件，略有下降，但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增加至6.80万件。技术合同交易活跃，输出合同成交金额为694.60亿元，增长7.3%；吸纳合同成交金额为574.79亿元，大幅增长31.8%。
二、国资引领——科技金融生态中合肥模式的核心打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同城市发展模式因资源禀赋和政策扶持的区别而逐步走向背离，譬如凭借着上世纪80年代特区政策，吸引大量外资入鹏的“深圳模式”；以民本经济为本质，支撑起农村家庭工业的“温州模式”；坐拥政治地位等先天禀赋，引导区域经济先集聚、后辐射的“总部经济模式”；也有依赖临江沿海交通条件的“江海码头模式”。回顾安徽合肥的蝶变之路，三大国资平台合营互助，制度创新和技术创造彼此协调，最终创造了瞩目的合肥模式——地方政府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国有投资平台投资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成长壮大后通过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政府投资的增值退出的科技金融模式。
合肥模式中政府（或者国资平台）的角色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与市场保持同频的微妙平衡。（1）最初，地方政府在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明显的主导作用，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初创公司均遵循科技金融机制和政策，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市场主体向创新主体的转变。（2）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引导与市场和社会的自发创新开始相互促进和协同，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构建了一个精准化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体系，实现了从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3）在产业链形成过程中，市场主体更加依赖市场机制，政府则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以促进创新过程的发展。最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重新发挥了主导作用，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与平衡。
在地方层面，合肥对国有资本营运机构进行重组整合，组建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三大平台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分别形成了国资城投平台、国资投资企业和国资金控公司。确保各级各类规划在总体要求上指向一致，空间和资源配置上相互协调。例如，合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合肥建投）和合肥产业投资集团（合肥产投）在某些领域虽有业务交集，但各有侧重点。在半导体行业，合肥建投选择投资了专注于晶圆代工的晶合集成，而合肥产投则投资了专注于存储芯片生产的合肥长鑫，展现了两者在相同行业内的不同投资策略和重点。
2.1国资城投平台：合肥建投向“产业基金”的蜕变
正视市场化运营与地方财政的矛盾，推动国资城投平台——合肥建投完成从“土地基金”到“产业基金”的蜕变：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对地方融资平台规范、清理和整顿工作的开始。2012年，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传统融资角色，促使城投公司加速转型。然而，由于深植于体制内又作为国有企业，城投平台通常难以与地方政府和财政脱钩，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不少挑战。譬如城投公司长期与政府紧密结合，习惯于遵循政府的工作安排，缺少独立开拓市场的专业团队、经验和技术。此外，许多城投公司仍在偿还历史债务，而在新的投资模式下，需要考虑将地方政府的收益纳入考量，如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难点。成立以来，合肥建投的身份发生了三次转变，从现有业务及自身优势出发，实现了城投平台由“融资端”向“投资端”转型。
合肥市建投集团是经市政府批准、市国资委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投资运营公司，主要职能为城市重大项目建设投融资、城市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战新产业投资运营、城市运营服务保障等。2006年6月，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肥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等三家公司重组新建合肥建投，首批参控股企业有26家。截至目前，合肥建投注册资本为132.98亿元（首次注册资本为56.03亿元，2011年新增现金资本40.00亿元，2014年以专项资金方式增资0.50亿元，2020年以资本公积转股本的方式新增注册资本36.45亿元），合肥国资委持有其100%股份。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合肥建投合并资产总额6799.44亿元，负债总额4537.35亿元，所有者权益2262.09亿元；拥有全资及参控股企业超过60家，其中包括4家上市公司。
成立以来合肥建投的身份发生了三次转变，从现有业务及自身优势出发，实现了城投平台由“融资端”向“投资端”转型。（1）2006-2014年，合肥建投作为传统的政府融资平台，累计帮助政府融资金额接近1100亿元，承担了合肥市50%以上的城建资金保障任务；（2）第二个身份是战新产业投资平台，2008年以来主导和参与了以京东方项目为首的超过3400亿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组建，为此后推动康宁、维信诺、蔚来、欧菲光等一批重大战新产业集群落户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末，合肥建投明确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为：一是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继续为政府提供服务；二是通过实施专业化的国资运营管理，充分发挥在国有资本投资及运营方面的作用；（3）2019年后，合肥建投围绕“专业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城市运营服务商，引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国有资本操盘手”的目标，由原来以承接政府交办的一些重大项目运作为主，转变成承接政府交办任务和自主进行市场布局两手并进，以市场化方式转型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投资端：基于职能转变需求，2014年起主动改革实施“投资—合作—退出”产业投资模式。
随着合肥经济的快速增长，市财政收入得到显著提升，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财政状况允许其自行承担一部分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的资金需求，减少了对融资平台的依赖。这一市场需求的变化对合肥建投构成挑战，因此自2014年起，合肥建投本部未再增加新的政策性融资项目，并向市场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平台转型，成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主体。主动革命成功促进了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合肥的集群发展，譬如将新型显示产业作为起点，与京东方集团（维权）的合作，合肥建投不仅参与了第6代和第8.5代线的建设，还进一步投资了总投资额达400亿元的第10.5代线项目，其中资本金为220亿元。在这220亿资本金中，合肥建投以股权形式投资了180亿元，而京东方自筹了40亿元。京东方10.5代线项目自2018年投产以来，不仅吸引了众多相关企业进驻合肥，也标志着合肥新型显示产业链的成熟与完善。
另一方面，根据执中数据统计，2023年，产业园区运营主体开始作为“LP”进入股权投资领域。譬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的资产运营子公司投资了1亿元人民币，成立了“安徽省雏鹰计划专项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蜀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公司则分别投资了4000万元和9000万元，建立了“合肥市蜀山区全域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安徽新能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只基金。此外，安徽中安创谷科技园区公司投资了8000万元，设立了“安徽高新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持有该企业40%的股份。
总结经验，在新型显示产业引进和培育过程中，合肥建投就精心筛选产业类型，并在项目规划初期就设计了稳妥的退出机制。这在京东方项目中也得到了验证：2014年，合肥建投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实现了对第6代线项目投资的完全退出，获得了33.3%的投资回报。2015年，在股票解禁后，合肥建投抓住市场机遇，减持了第8.5代线项目的52.38亿股，成功退出并取得了约120亿元的净收益，投资回报率高达343%。减持后，合肥建投还加快了剩余股份的退出计划、信托产品的清算和资金管理，确保了信托产品的及时清算和收益分配。
围绕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和国有经济布局，合肥建投大胆谋划金融创新和产业培育。截至目前，公司仍承担合肥市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及引导职能，业务开展模式主要分为两种模式：（1）直接股权投资。主要采取直接出资等形式达到参股目的，以期获取投资分红收益。（2）基金投资。主要通过设立产业基金的形式参与股权及项目投资，主导和参与投资京东方、晶合、蔚来等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等多领域战新项目20个，项目总投资超过3193亿元。截至2024年3月末，合肥建投已先后设立了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肥建恒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基金，并通过旗下基金参与投资了涉及芯片、半导体等领域的10余个重大产业投资项目。
融资端：拓展产业基金融资模式，以应对融资渠道单一的风险
合肥建投成立初期，开展的业务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致利息支出的金额庞大，融资成本高昂。截至目前，融资环境方面，合肥市广义债务率位于全国中下游，区内城投企业的融资主要依赖银行和直融等渠道，其中债券市场发行利差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净融资额呈现净流入趋势，发债主体未出现债务违约事件，整体再融资环境良好。回顾过去，2007年4月，合肥建投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价值200亿元的合作协议，紧接着在同年12月，又与中国光大银行签订了一项价值30亿元的商业协议。从2006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合肥市为重大建设项目共筹集资金达到225.03亿元，这其中包括了64.63亿元的财政资金和160.4亿元的融资资金，银行贷款构成了这些大建设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合肥建投在满足其正常运营支出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日益增长的利息费用。
2008-2014年，合肥建投的债务总额显著上升，有息负债规模迅速扩大，占比超过了总负债的7成。根据合肥建投集团的财务报告数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借款，累计总额都占据了有息负债的半数以上，从侧面凸显了银行贷款在有息负债中的重要性。由于银行贷款需要定期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导致合肥建投在这段时间内的利息支出逐年上升，从2008年的5.08亿大幅增长至2012年的38.45亿。这种增长趋势反映出随着贷款额的增加。考虑到银行贷款的成本通常高于其他直接融资途径，如果不对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进行调整，合肥建投面临的利息偿付压力不断增大，单一融资渠道导致的财务风险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因此，考虑到随着融资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大，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形式进行融资的难度倍增，合肥建投不断拓宽其融资渠道。合肥建投在获取银行贷款之外，积极与国家开发银行沟通协调，利用轨道公司和新农村公司作为申请主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申请项目贷款，为轨道交通和市政道路项目开辟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轨道交通项目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例如，在京东方8.5代线项目中，合肥建投先是以债权加股权模式投资100亿元，随后通过结构化产品设计再投资120亿元，其中包含35亿元的自有资金和75亿元的外部募集资金。2016年1月，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合肥建投成立了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并以此基金模式参与了多个项目的投资。随着转型步伐的加快，合肥建投在产业投资基金的运用上变得更加熟练，利用市场化手段，将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全部用于新型平板显示和集成电路产业链的上下游，促进了相关企业的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快速形成。以京东方10.5代线项目为例，芯屏基金成功筹集了152亿元资金，这些资金完全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合肥建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
产业投资业务稳步开展，总债务规模持续增加，带动财务杠杆水平持续提升。产业投资基金模式的杠杆效应使得合肥建投能够用较小的资金投入带动更大规模的投资，同时有效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根据中诚信评级报告数据，截至2023年末，合肥建投资产负债率为65.85%，将合肥市财政拨付的建设资金计入长期应付款科目，考虑该因素后，总资本化比率为42.94%，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受益于公司持续收到合肥市政府支持和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增资，资本公积和少数股东权益持续增长，带动经调整的所有者权益规模有所上升。其中，2023年末资本公积较年初增长94.65亿元。
2.2国资投资企业：合肥产投如何“管好资本”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随后，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了建立以资本监管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机构正逐步通过制定授权放权清单，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给国有企业，以促进其发展。2019年，合肥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市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的通知》，标志着市属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得到进一步扩展。合肥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投”）在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正在承接合肥市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向“管资本”方向发展。
合肥产投成立于2015年3月，是由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与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并而成。作为合肥市国资委直属的三大平台公司之一，合肥产投的定位是专注于产业投资和创新驱动的国有资本投资企业，并且是全市首批参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的单位。公司注册资本为165.41亿元人民币，享有国内AAA级的主体信用评级，以及国际BBB级的信用评级。合肥产投的业务版图包括22家全资子公司、5家控股公司以及20多家参股企业。在2023年，集团实现了91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利润总额达到22亿元，净利润为11亿元。截至2024年3月底，合肥产投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932亿元人民币，净资产总额为389亿元人民币。
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石和推动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合肥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创新和改革与合肥市的发展紧密相连，共同进步。作为市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重要平台，产投集团致力于推动合肥的产业发展，依托四大业务平台——产业平台、资本平台、创新平台和开放平台，实现“区域战略投资、新兴产业培育、创新发展引领、内陆对外开放”的四大核心职能。
合肥产投采取“1+3+3+N”的组织架构，以集团的投资大平台为核心，依托三家主要的基金管理公司——创新投资公司、产投资本公司和国正公司——进行差异化发展和紧密合作。这种架构旨在实现投资策略、项目选择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投资板块的全面发展。通过这种模式，产投集团打造了一系列投资基金，包括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基金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由多个子基金、产业基金和专项基金组成，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基金丛林”，旨在通过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投资策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险的有效分散。产投集团的这种架构和策略，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各基金管理公司的专长和优势，还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的投资效率和竞争力。通过这种“组合拳”的方式，产投集团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为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产业平台：坚持“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加快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
具体来看，产业平台主要分成三大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1）新兴产业领域专注于集成电路、高级医疗设备、人工智能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采用“链主企业—核心项目—产业链整合—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模式，成功推进了包括长鑫存储、中国声谷、合肥创新研究院等关键项目，促进了关键产业和重大项目的实施。例如，长鑫存储投资超过200亿元，成功研发了10纳米级的动态存储芯片制造工艺，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国产DRAM内存量产的企业。（2）在高端制造业领域，通过控股或参股公司促进产业的落地与发展。例如，设立了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助力中国声谷获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称号，并被认定为“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中科离子公司在成功交付首套超导质子放射治疗系统后，又自主研制并安装了240MeV超导医用质子回旋加速器。（3）现代服务业领域支持传统产业板块通过创新模式和转型发展。例如，支持浩悦环境公司发展成为提供危险废物处理、餐厨垃圾处理、生态修复和环境检测等综合服务的环保企业，该企业也入选了国务院国资委的“科技创新改革示范企业”名单。同时，支持创和养老公司以幸福庄园健康养生园项目为依托，拓展到“大健康”产业，提供结合医疗和养护的养老服务及康复服务。
资本平台：政府引导基金的高能级资本平台，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合肥产投的资本平台专注于科技创新和产业投资，建立了一个全面覆盖企业从萌芽到成熟各个发展阶段的基金体系。该体系总规模已经超过了千亿元人民币，累计投资额超过300亿元，覆盖了800多个项目，其中51个项目已经成功上市，包括25个在科创板上市的项目（截至2023年末）。合肥产投通过旗下的产投资本和国正公司等机构作为管理主体，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比如“接力投资”、“组合投资”，形成了一个互补和协作发展的基金投资与管理结构。例如，合肥产投成立了一个规模达10亿元的天使基金，专注于投资成立时间不超过两年的初创型科技企业，每笔投资不超过500万元，提高了风险容忍度至40%，已经成功培育了1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市场化基金方面，合肥产投遵循“国有引导、多元参与、专业操盘、实现共赢”的原则，发起设立了多支市场化基金，或者依托受托管理的政府引导母基金，加强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合作，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支持重点产业的发展。例如，2021年，合肥产投设立了规模为10亿元的高成长壹号基金，主要关注集成电路产业链的上下游，为成熟期的成长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合肥产投还与红杉资本、毅达资本、国投招商等知名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了多支子基金，投资领域覆盖了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合肥市的重点产业。
2.3国资金控公司：兴泰控股的错位竞争策略
地方金融控股平台作为政府管理金融资产的关键工具，在区域科技金融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拥有全面的业务布局、强大的实力和专业的服务，还对本地区的经济特点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些平台是地方政府推进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改革的核心工具，对于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设至关重要。在此框架下，地方金控平台的任务是探索并利用政策优势，推进金融供给的创新，以此优化城市的科技创新生态。合肥兴泰金控通过整合关键的金融资源，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金融控股集团，这不仅加强了当地的金融服务能力，还促进了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产业与金融的互利共赢。
历经数年的资源集中和整合，兴泰控股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健全，服务科技能力显著增强。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控股”）最初作为合肥兴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1999年1月18日设立。2002年5月，合肥市国资委将其旗下多家金融和保险企业的国有股份转交给该公司，标志着合肥兴泰控股的正式成立，致力于金融资本的运营。自2004年起，兴泰控股通过成立子公司扩展了其金融服务，涵盖了融资租赁、信用担保、典当、小额贷款、股权投资和基金管理等多个金融服务领域。2015年，合肥市根据国有资本运营机构调整方案，进一步确立了兴泰控股在完善本地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关键角色。随后在2016年和2017年，合肥市政府将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以及合肥市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兴泰控股。
兴泰控股，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承担着合肥市委和市政府赋予的重要职责：构建和优化本地区的金融服务架构，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难题，并积极防范和降低地区金融风险。截至2024年6月，兴泰控股的注册资本为70亿元人民币，由合肥市国资委全资持有，并拥有AAA级信用评级，旗下拥有16家子公司和7家金融机构的参股权益。到2023年底，兴泰控股的基金集群新增了17支参股基金，新增资金规模接近328亿元，累计管理的基金数量达到71支，累计资金规模达到752亿元，资本放大效应接近6倍。在股权投资领域，2023年集团新增了153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为64.66亿元，并成功助力5家企业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合肥兴泰控股与合肥建投、合肥产投错位竞争，为科创企业提供资产管理、融资担保、另类资产收购、知识产权运营等细节服务，为合肥科技金融生态“一站式服务”查漏补缺。
兴泰资管：国内首家担保行业保障金专业运营机构，设立科创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
一方面，兴泰资管有效利用财政风险资金的杠杆效应，发挥其作为服务和管理中心的角色。通过整合市级财政风险补偿资金、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存款以及县级政府的投资入股等多种资金来源，兴泰资管与15家银行和11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建立了全面的保障体系，实现了合肥地区主要银行和担保机构的全面合作。到2024年4月，其管理的保障金总额保持在15亿元，其中代管的保障金超过6亿元，一般保障金超过1亿元，累计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了近7亿元的流动性支持。另一方面，兴泰资管通过精准设计金融产品，如“科创过桥贷”和“科大硅谷接e贷”。截至2023年底，管理的财政续贷过桥资金达到2亿元，累计为全市中小微企业提供了近5000笔续贷过桥资金，总额超过23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有效解决了企业在生产和经营周期中可能遇到的信贷断点问题。此外，兴泰资管推出的“政信贷”产品，累计为超过13000家本地企业和农业相关主体提供了超过890亿元的资金支持，平均授信利率为4.14%，平均担保费率为0.7%，持续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获取率。
兴泰担保：发挥AAA主体信用等级优势，立足支持科技型中小微的普惠融资担保
兴泰担保自2017年起作为安徽省首个专注于科技领域的融资担保机构，一直致力于简化科创型企业的融资流程并减少其融资成本。该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如“科大硅谷科创赋能贷”、“新能源汽车产业贷”和“智谷贷”等，为超过1100家科创企业提供了担保服务，累计担保额度超过40亿元人民币，有效支持了省市重点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兴泰担保不断优化其科创业务的服务流程，推出了2.0版的科创企业评分系统。该系统综合考量近30个不同指标，对科创企业进行全面评估，精准把握审核关键点。这种评分机制不仅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还显著提高了审核工作的效率，确保科创企业能够获得更加迅速和高效的金融服务。
合肥兴诤信：首个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提供充足的科创商业化保障机制
2023年5月，合肥市见证了其首个专注于重点产业的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合肥兴诤信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合肥市首个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正式启动运作。合肥兴诤信致力于提供多元化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公共服务、数字版权的交易、投资运营以及科创属性的诊断与辅导，形成了一个覆盖知识产权孵化、评估、维权、调解、交易以及金融开发等环节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合肥兴诤信的成立得到了兴泰资本的大力支持，后者通过自身的资金和所管理的合肥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进行投资，以实现与兴泰资本旗下其他股权投资基金的协同效应。这一举措旨在培育和支持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企业，加速它们的成长，并在此过程中探索出一种具有合肥特色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S基金：迅速借力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的政策机遇，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的综合服务体系
“S基金”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资金流动性增强者的角色，专注于私募股权的二级市场交易，通过购买其他投资者的基金份额或企业股权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明确的收益预期。这种模式有助于吸引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实现对这些领域的全周期性支持，进而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2024年4月，安徽首只“S基金”——合肥市共创接力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合肥市国资委的统筹协调下，由兴泰资本联合合肥百大、合肥城建、安徽公共资源交易集团、合肥客运、合肥轨道、合肥供水、合肥工业科技、合肥引江济淮投资公司等国资企业，以28亿元的规模共同发起设立。作为管理人，兴泰资本将市场化运作作为核心，采取差异化策略，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首要任务，积极与合作伙伴对接，推动地方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形成支持科创产业创新的资本接力机制，为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三、产业链发展——挖掘历史脉络中的产业跃迁
创新是生产要素新组合的过程，在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过程中，企业能够整合工程、产业和市场知识，以获取创新带来的回报。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知识与技术支持，中介机构和政府则营造有利的商业环境，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或产业链链主）是创新过程的核心。
一方面，合肥吸引投资和建设产业链，同时提升产业链的层次，培养创新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创业苗圃、孵化器和加速器等环节，合肥完善了创业孵化服务系统，优化了服务机构的发展环境，加快了潜在行业领导者和独角兽企业的培养。初创公司、独角兽企业以及行业龙头并肩作战，带领合肥产业结构从传统的汽车和家电产业转型到以先进制造为特征的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和汽车产业，进而发展到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航天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了一代又一代产业升级和跃迁。
本章节围绕“芯屏汽合”“急终生智”为地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格局，选取了美菱冰箱、京东方、蔚来汽车、科大讯飞等案例，挖掘家用电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合肥模式在科技金融环境中创新发展的微观机制。
3.1缘起家电：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千亿产业
合肥的家电产业自改革开放之初便开始兴起，到20世纪 90年代，已孕育了荣事达、美菱、天鹅等一批本土品牌。作为中国家电行业的先锋，合肥制造了全球首台变容冰箱、首台VCD、首款仿生洗衣机以及国内首款窗式空调。2009年，合肥荣获国家认证，成为中国家电产业基地，仅此一家。2021年，合肥家电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历史性地突破了千亿元大关，产业规模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截至目前，合肥不仅拥有惠而浦、海尔、美的、格力、TCL、长虹、京东方等7个国际知名品牌，还有美菱、荣事达等10个国内知名品牌。
合肥家电产业的发展策略是构建一个涵盖家电产业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从技术研发、零配件生产、整机装配、产品包装、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全链条覆盖，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家电产业生态系统。主要可分为引进技术、并购重组、本地配套等三个发展阶段：
（1）为本地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与先进生产技术的起步时期。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合肥美菱冰箱通过引进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即知名的“阿里斯顿九兄弟”之一，实现了技术升级。同时，荣事达公司也引进了日本三洋的洗衣机生产线，并在1992年成功下线了首批“荣事达”牌洗衣机。
（2）入股收购重组为特点的金融资本操作发展时期。90年代中期，随着企业发展遇到瓶颈，美菱和荣事达等公司开始通过引入外资进行资本运作，寻求突破。1994年，三洋荣事达电器作为中日合资企业成立；1996年，美泰克公司向荣事达投资8000万美元，获得49.5%的股份；1997年，海尔集团并购了黄山电视机厂，实现了100%控股。1992年，合肥洗衣机厂转型为荣事达集团，并推出了独立品牌“荣事达”，随后通过与香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合资，进一步培育和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3）对照家电产业链缺失环节补充本地配套子产业的成熟时期。合肥通过补充本地配套产业，强化了产业链的完整性。例如，打造多个国家级家电产业支持中心，包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息（检测）中心、回收中心和物流仓储中心，使当地家电企业能够便捷地完成产品认证和性能测试。不仅提升了合肥在家电行业的话语权，还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获取进口国产品认证和通关文件的快速通道。产业集群与实验室的紧密结合，促进了检测检验流程的集中化、便捷化和高效化，减轻了企业负担的同时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产业基地的核心竞争力。
从地理分布来看，作为全国知名的家电产业基地，合肥拥有众多家电产业园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西南部，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具体来看，合肥西部地区分布有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蜀山经济开发区，这些区域包括了格力、美的、荣事达三洋等知名家电企业的工业园区，其家电产量占到合肥总产量的三成。而城市的西南部则拥有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桃花工业园区，这里坐落着海尔、长虹、美菱等大型家电企业的产业园，以及“格林柯尔-美菱”和TCL的家电产业园，家电产值占据了合肥的半壁江山。尽管合肥的东南部有包河工业区，东部有肥东经济开发区和瑶海工业园区，但这些区域的家电产业园区相对较少。整体而言，合肥的家电产业园区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西部和西南部的集中布局为家电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集群优势。
3.1.1美菱
起步与创新（1983年始）：1983年，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美菱前身）在创始人张巨声的带领下，面对重重困难，大胆决定转型生产电冰箱。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和坚定信念，张巨声克服了资金、技术和设备的不足，通过借鉴日本三菱冰箱的技术，成功研发出第一台美菱BY-158冰箱，填补了安徽省在冰箱生产领域的空白。美菱冰箱的问世，不仅结束了一段历史，更开启了以产品创新推动企业发展的新篇章，迅速成为冰箱行业的领军品牌。
资本运作与品牌重塑（2003年始）：2003年，广东格林柯尔成为美菱股份的控股股东，标志着美菱在资本运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次战略重组，既是响应政府引进外资、优化国有股结构的政策，也是为了引入新的管理机制，提升企业竞争力。然而，由于监管机构的调查，这段联姻并未持久。最终，四川长虹的收购为美菱带来了新的转机，长虹希望通过美菱突破自身在白色家电领域的局限，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智能化转型与生态构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在“十二五”规划收官之际，美菱推出了全新的品牌形象和口号，标志着公司转型的开始。进入“十三五”，美菱启动了全球白电行业首个“智汇家生态圈计划”，致力于构建以智能家居为核心的白电生态圈。美菱的“空间智变”冰箱，集成了智能冷量分配技术和ETC智能识别技术，引领了冰箱行业的创新潮流。美菱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推动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展现了中国家电品牌的韧性与活力。
3.1.2荣事达
起步与改革（1986-1990年）：1986年，合肥洗衣机总厂面临存货积压和财务危机，陈荣珍临危受命，担任厂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通过引进日本三洋的先进电机设备和技术，以固定资产作抵押，负债900%借款，大幅提升生产水平。同时，放弃自有小品牌“百花”，与上海洗衣机厂合作生产“水仙”牌洗衣机，使产量大增。陈荣珍还提出了“产品100%合格”的质量标准和“零缺陷管理”，创立了中国家电服务品牌“红地毯”，并倡导了“和商理论”。
精细化管理与资产增长（1990-1998年）：依靠精细化管理，合肥洗衣机厂在1990年跃居行业产销量第3名。陈荣珍的高水平资本运作能力也推动了荣事达资产的大幅增长，从1992年的1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近30亿元。1992年，合肥洗衣机厂与香港丰事达、安徽技术进出口公司合资成立合肥荣事达电器有限公司。一年后，第一台“荣事达”商标洗衣机下线。陈荣珍将49%的股权出让给香港一家公司，获得104亿元，并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成立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后，陈荣珍以1.55亿元购回香港公司手里的49%荣事达股份。面向未来的“多元化”发展中，陈荣珍经多方考察，选择了美国家电业排名第三的美泰克，然后以旗下5个子公司作价，美泰克则投入 8200万美元的现金，双方各持 49.5%的股份（另外 1%为香港爱悦集团持有），合资生产高档冰箱；基于与日本、美国合作成功的经验，后来荣事达又吸纳了 2000多万元民营资本，再次在业界引起轰动。1995 年至 1998年，荣事达夺得洗衣机行业产销量连续4年全国第一的桂冠。
顺应发展政策的新局面（1998年至今）：2000年，荣事达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次年荣事达洗衣机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2002年，公司开始国际化进程，并注册了国际商标Royalstar。2004年，合肥荣事达三洋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首家合资家电上市企业，同年发布三大战略，标志着公司向智能家电和多元化产业发展的转变。荣事达集团在2007年正式投入使用合肥双凤工业园。2010年完成改制，安徽品冠投资集团全资收购，承担起品牌发展重任。2013年，荣事达确立智能家居为主导方向，成立双创中心。2019-2022年，荣事达集团陆续“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试点企业”、“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称号。
3.1.3合肥海尔
合肥海尔是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兼并后复活的“休克鱼”改革案例。合肥无线电二厂，原是20世纪50年代从上海迁来的小型模型制造厂。1978年，该厂率先引进日本夏普黑白电视机散装件，组装后投放市场，标志着其正式进入电视机行业，并生产出国家银奖产品——黄山牌电视机。1987年，合肥无线电二厂达到顶峰，成为全国500强企业之一，黄山牌电视机也成为国家十大电视机品牌之一。然而，随着宏观政策调整和外部环境恶化，加之经营不善，合肥无线电二厂逐渐陷入困境。1994年，累计亏损近3亿元，成为合肥亏损最大的企业。合肥市试图通过荣事达董事长陈荣珍的“委托经营”来挽救该厂，但未能成功。
1996年，合肥市成为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无线电二厂被纳入政策性破产企业名单，2亿多元债务随之消解。剥离出的净资产成立了“黄山电子有限公司”，巧妙摆脱了债务锁链。但一年后，新成立的黄山电子又亏损近5000万元，各分厂陷入困境。1997年底，合肥市决定将已破产重整的黄山电子有限公司“嫁”给海尔集团，希望通过海尔的实力盘活这个企业。海尔集团无偿接收了黄山电子，条件是企业留在合肥并接收原有2500名职工。合肥市财政还承担了黄山电子的3600万元银行贷款。
凭借“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改革，海尔集团兼并后，彩电产量迅速从不到5万台增至40万台。这场被称作“休克鱼”的改革不仅为合肥注入海尔的企业文化，与海尔的先进管理文化正式接轨，还引来了合肥海尔工业园——一个年产值超过百亿的产业园区。在海尔的集聚效应下，国内外家电巨头，如美的、格力、长虹、华凌和三洋纷纷落户合肥。2008年，合肥已经成为“中国家电之都”，电冰箱产量稳居全国第1；洗衣机产量全国第2；空调产量居全国第3，在全国形成了“北青岛、中合肥、南顺德”的家电制造业格局。
3.2新型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先导性支柱产业
合肥作为国内家电产业的重镇，冰箱、彩电、空调和洗衣机这四大家电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在产业链的培育和发展中，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产业链配套程度达到60%至70%，而彩电的配套率相对较低，仅为30%，主要受限于液晶显示屏制造的不足。合肥致力于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以期在国内外市场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2008年，合肥与京东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全力支持其在合肥建立第六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生产线。
目前，合肥在新型显示产业领域已经集聚了150多家企业，包括6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和近4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产业链的投资项目累计超过120个，总投资额超过1550亿元。以京东方和维信诺为龙头，合肥构建了一条从上游的设备、材料、元件到中游的面板、模块，再到下游的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合肥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其产业创新能力和本地配套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年新型显示十大城市排名，合肥位列第二，并入选“2022年柔性显示五大城市”，其投产的生产线设计产能在全球排名第四。无论是京东方的持续发展，还是维信诺合肥G6全柔AMOLED生产线的启动，都展现了合肥为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所做的努力和实力。
2024年5月28日，维信诺与合肥市政府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计划在合肥投资建设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该项目将在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合作建设及生产运营，预计总投资额为550亿元。自安徽引进首条AMOLED生产线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6年的时间。2023年底，维信诺自主研发的ViP AMOLED量产项目在合肥成功点亮首片模组，这标志着该技术已经完成了全线量产工艺的打通。
3.2.1京东方
京东方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6年成立的军工企业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最早涉足电子元件和显示设备生产的企业之一。经过早期的发展和转型，该企业在1993年更名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专注于显示屏技术的研究与制造。1997年，京东方成为北京首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B股公司，股票代码为京东方B（200725）。随后在2001年，京东方A（000725）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3年，京东方投资12亿美元在北京建设了第五代TFT-LCD生产线，标志着中国大陆自主生产液晶显示屏时代的开始。但是，随着京东方液晶显示屏的面市，韩国和日本等地的显示面板领先企业开始大幅降低价格，导致刚刚从财务危机中恢复的京东方再次面临严重的亏损。面对这一挑战，京东方不得不向北京市政府求助，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的方式，使北京市政府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随着京东方的快速增长，包括康宁、冠捷在内的多家全球500强企业也开始在当地进行配套投资，总投资额超过700亿元人民币，构建了一个年销售额接近千亿元、纳税额超过40亿元的大型管理体系。这使得京东方赢得了众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并开辟了一条结合银团贷款和政府投资的新型产业融资途径。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京东方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发展机遇。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京东方通过股市增发股份，成功筹集了超过200亿的资金，并借此机会进行了逆市扩张。遵循其“剑字”号发展战略，京东方在2008至2013年间，在合肥建成了4.5代TFT-LCD生产线，并在北京建立了国内首条高世代TFT-LCD生产线，这也是国内唯一的TFT-LCD国家级工程实验室。此外，京东方在8.5代TFT-LCD技术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中国显示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在合肥、鄂尔多斯和重庆的投资，京东方分别在这三地建立了8代TFT-LCD、6代AMOLED和8代TFT-LCD生产线。
从2014年起，京东方加快了业务转型的步伐，在福州建立了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并在合肥建成了全球最大的10.5代TFT-LCD生产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到了2020年，京东方在全球面板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重塑了国内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京东方的LCD市场份额达到26.80%，位居全球第一。在电视面板销量和供货面积上，京东方均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其中电视面板销量为4641万片，供货面积达到2900万平方米。同时，在显示器、笔记本、平板等产品的市场销量上，京东方也处于行业前列。在智能手机面板领域，京东方以4.008亿片的产销量和21.6%的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一，并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向苹果供应AMOLED产品，成为国内首家供应柔性OLED产品的企业。尽管如此，京东方在整个AMOLED市场中的排名仍居第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显示器件，它也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从2021年到2023年，显示器件业务对公司总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91.49%、88.53%和84.25%，始终稳定在80%到90%的高比例区间。
如何评估政府补贴、贷款便利、引导基金投资等“政府扶持”对于京东方生命周期创新绩效的影响？
（1）初创时期：京东方在21世纪初期面对全球TFT-LCD产业的崛起，尽管中国政府当时更倾向于支持外资企业，京东方还是毅然决然地进入了这一全新领域，并立志要成为掌握自主技术的企业。起步时，京东方面临技术、人才和资金的多重短缺。为了加速进入TFT-LCD市场，京东方采取了收购韩国HYDIS公司的策略，这笔在政府支持下的跨国并购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交易之一。收购完成后，京东方决定在北京自主建设第五代生产线。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为此提供了四个地块供京东方选择，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面对资金链的紧张，北京市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组织了九家银行财团，向京东方提供了7.4亿美元的贷款，同时市政府还提供了28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以及其他资源支持，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在建设运营期间，京东方还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提供的1.8亿元低息贷款和财政局的5327万元专项资金。
通过海外并购和自主发展策略，京东方迅速掌握了核心技术，并大力引进及培养了高端技术与管理人才。京东方专注于资源整合，以便快速掌握核心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在政府基金的引导和资源配置下，京东方从无到有，逐步积累了自身的技术实力、人才储备和市场份额。截至2020年，政府引导基金对京东方的投资额增至175.8亿元。
（2）成长时期：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中国国务院推出了产业振兴规划，京东方作为液晶产业的领军企业，也迎来了政策环境的重大转变。在这一基础上，京东方迅速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积累和扩张，凭借自主设计新生产线的能力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北京建设8.5代线时，京东方获得了国投指导的北京银行提供的2亿元贷款，利率仅为0.01%，几乎等同于无息贷款。2009年4月，京东方还成功建立了国内首个国家级TFT-LCD工艺技术工程实验室，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发改委支持，资金总额高达3000万元。在各区域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京东方通过资源的重组和扩建，整合了集团中央研究院和现有研究院，建立了系统的技术研发中心，形成了系统的科技创新研发体系。
3.3新能源汽车：合肥+芜湖双轮驱动，已成为安徽省首位产业
自2001年我国启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以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战略规划阶段（2001-2008年）、市场导入阶段（2009-2015年）以及当前的成长期（2016年至今）。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整车控制系统和整车集成匹配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产业日趋成熟。安徽在“十四五”规划中将汽车产业纳入全省首位产业，以合肥为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汽车配套体系，同时扶持具有品牌号召力的整车企业。2023年，合肥支持比亚迪、蔚来、大众安徽、国轩等新能源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等11个重大项目落地建设；蔚来、大众安徽等6家企业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75万辆、同比增长约144%。全市机动车保有量30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23万辆。
从全国视角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开始显著增长，2015年增幅高达300%，主要得益于2014年国家实施的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有效刺激了市场需求。2016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产销量持续快速增长，产品质量、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政策和标准规范等。2019年，国家出台了严格的监管措施，降低了补贴资金的规模和范围。2020年，尽管经历了监管冲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开始逐步回升。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均同比增长96%，创下历史新高。截至2023年末，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规模分别为944.30和949.52万辆，分别同比增长31%和38%，继续保持高增速。
从政策扶持的视角出发，省委推出了“4116”计划，旨在提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质量和规模，达到万亿级产业目标。该计划包括《“十四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合肥市建设国际新能源汽车之都行动计划》、《合肥市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政策》以及《合肥市总部经济发展支持政策（试行）》等重要文件。这些政策文件明确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企业实施”产业布局战略，即以制造基地为核心，辅以研发、销售、上市、供应链和配套基金等五个方面的支持，助力企业构建“1+5发展模式。同时，合肥市在汽车产业的要素保障方面也表现出色。安徽省已经设立了规模达18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主题基金，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省内高校也积极响应，通过增设新能源汽车相关学科专业，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为产业发展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资源。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来看，合肥与芜湖这两大城市的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截至2024年5月，两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已汇聚了222家规模以上企业，累计产值达到1516亿元。蔚来汽车的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其首台ET5测试车自2022年9月开始交付；比亚迪的合肥整车生产基地也已建成并投入生产。合肥和芜湖两地之间已建立了成熟的产业配套关系，借助大众安徽的供应商产业园，已有37家供应商表达了落户合肥的意向。蔚来汽车也吸引了60余家一级供应商落地安徽。合肥已累计签约158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项目。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也在加速，7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包括百度阿波罗、大唐高鸿、星云互联等，已在省内落户，合肥包河经开区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合肥和芜湖市还被批准为国家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城市，应用场景丰富。得益于此。2020年末，比亚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落户合肥，总投资 60亿元，主要从事新能源电池电芯、模组等重要产品的制造。2021年7月，比亚迪汽车合肥生产基地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并在次年6月举行整车下线仪式，从签约到整车下线不到10个月，刷新了“合肥速度”。
从配套生态的角度来看，安徽和合肥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22年底，全省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36.8万辆，其中2022年新增了18.9万辆，这一增长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目前，全省城市公交车中新能源车辆的比例高达75.6%，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的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60%。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根据《安徽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建设规划》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全省已建成13.5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有4.6万个。芜湖市建立了安徽省首个集加油、加氢、光伏发电、便利店、休闲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智慧服务站。合肥市作为国家首批换电模式应用综合试点城市，积极推广“车电分离”的商业模式。目前，合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已经形成了涵盖整车制造、配套产业和应用场景的完整产业链。
3.3.1蔚来汽车与江淮汽车
蔚来汽车是高端智能电动汽车行业的先锋和领军者，凭借用户驱动创新的发展模式塑造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新形态。自2014年11月成立以来，蔚来汽车公司一直专注于高端智能电动轿车的设计、研发、制造合作及市场销售。公司在自动驾驶、数字科技、电力驱动系统和电池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不断创新，通过技术革新在电动车行业中确立了独特的地位。蔚来汽车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其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领先品牌。2022年4月，蔚来达成了生产20万台汽车的重要成就，成为国内新兴汽车制造商中首个实现此目标的企业。从2018年5月首款车型ES8的下线，到2021年4月的10万台量产车下线，再到一年后第二个10万台的里程碑，蔚来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品质的提升，展现了其在电动车技术领域的强大实力和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创新动力。
2018年9月12日，蔚来汽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IPO。2020年2月，蔚来将其中国区总部落户合肥。到2023年底，公司已经建立了2350个换电站和21091个充电桩，并整合了超过146万个第三方充电桩，为顾客提供了超过3500万次的换电服务。到2023年底，蔚来汽车的累计交付量已经达到了44.96万辆。
政府与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共同推动了创新平台的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江汽集团联合成立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实验室已经正式运行，同时，一个开放式的汽车生态系统实验室合作协议也已初步达成。政府鼓励并支持“三首”产品的推广应用，即首次投放市场的产品、首次应用的技术和首次采用的设计，以促进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推动汽车领域创新产品的诞生。2023年，省级汽车产业新增了4个“三首”产品，使得总数达到了15个，同时期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院以及车百智库研究院均已正式挂牌成立。在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奇瑞汽车连续九年位列安徽发明专利百强企业之首，其专利数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蔚来汽车的专利公开量增长了近1.5倍，位居全行业第一。江淮汽车研发的蜂窝电池技术有效解决了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控制问题。中鼎和保隆公司开发的空气悬挂系统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自2020年4月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以来，公司已经完成了研发、销售服务、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自动驾驶等核心业务的多项新设或迁移工作，实现了12项全栈技术布局，专利数量超过8700项。截至2023年末，蔚来汽车的研发费用率达到24%。
自1964年成立以来，江淮汽车作为一家位于合肥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商用车、乘用车、动力系统以及汽车金融服务等多个业务领域的综合汽车企业。江淮汽车提供全面的汽车出行解决方案，构建了包括整车制造、关键零部件、汽车出行服务和汽车服务在内的四大核心业务板块，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覆盖生态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汽车服务平台。作为安徽省的骨干企业，江淮汽车曾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跻身中国汽车品牌前五强，也是首个获得中国工业大奖的汽车集团。
从业务结构来看，江淮汽车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整车和底盘。在整车领域，江淮提供乘用车和商用车两大系列。乘用车系列包括轿车、SUV、多功能乘用车以及电动汽车，旗下品牌有思皓、星锐和江淮iEV等。商用车系列则涵盖了轻卡和重卡等多种类型的货车和客车，品牌包括帅铃、骏玲等，旨在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底盘产品则包括客车底盘和专用车底盘，以适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从发展历程来看，2001年8月，江淮汽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2年3月，江淮瑞风商务车正式投产，为江淮汽车进入乘用车市场奠定了基础。2003年，江淮汽车形成了重型、中型和轻型卡车的全系列商用车产品线。2008年1月，江淮首款轿车宾悦批量投产，标志着江淮汽车全面进入乘用车市场。2009年，江淮推出了国内首款电动汽车iEV1。2015年，江淮汽车公布了其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发展战略，并与大众、蔚来等企业展开深入合作，不断加大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入，坚持迭代研发，经过九代技术的演进和四代产品的更新，积累了领先的三电核心技术。2021年3月，江淮汽车与蔚来汽车签署合资意向书，双方拟在合肥市设立合资公司江来先进制造技术（安徽）有限公司，旨在依托工业互联网和成熟的制造管理经验在新能源整车制造、服务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做出积极的创新和探索。
蔚来汽车和江淮汽车合作创新的驱动因素有哪些？传统汽车制造龙头和智能电动汽车企业的合作机会在哪里？
我们认为，江淮汽车和蔚来汽车的合作创新核心在于供应链资源整合>技术整合
在供应链管理上，由于传统汽车制造业通常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经营方式，这要求在工厂建设上投入庞大的土地、设施、机械、资金和劳动力。整个过程包括生产线的搭建、产品的批量生产、生产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产品质量的持续改善，这不仅耗时而且成本高昂。相比之下，蔚来汽车采取了一种资产较轻的生产方式，选择与江淮汽车合作进行代工生产。蔚来汽车的代工模式并非简单的外包生产，而是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汽车生产质量控制和检验标准，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同时，针对新能源汽车特有的组件和制造工艺，蔚来与江淮汽车携手进行研发和测试，确保生产流程的顺畅。这种模式极大地加快了蔚来汽车的产品上市速度。通过这种优化的代工策略，蔚来避免了资源的重复投入，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创新和效率，同时加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蔚来汽车仅用了35个月就生产了10万辆汽车，刷新了中国高端SUV市场的最快生产纪录，充分展示了这种生产模式在提高产品创新和生产效率方面的显著效果。
在技术融合领域，江淮汽车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电池包技术、电机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并在能量回收、电驱动与制动的耦合技术、远程监控和电磁兼容性等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江淮汽车独立研发的蜂窝电池技术，作为国内首个实现产业化的零热失控安全电池系统，标志着公司在电池安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此外，江淮汽车还开发了高效静音的电驱动技术、能够支持百万公里行驶的电池长寿命技术以及节能的热泵空调技术。另外，蔚来汽车在智能电动汽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国内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智能底盘域控制器（ICC）、自主开发的智能系统、系统化的电池研发和生产能力、高性能的电驱动系统以及全球首创的换电技术。
3.3.2德国大众
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将重点投向了合肥，随着大众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合肥凭借其在大众投资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无疑将成为这场产业变革中的“大赢家”。2020年5月，大众中国宣布了一项重大投资，向国轩高科投资11亿欧元，成为其最大股东，同时对江淮汽车投资10亿欧元，增持江淮大众股份至75%。根据协议，大众承诺将向合资公司引入4至5个品牌产品，并设定了生产和收入的宏伟目标：预计到2025年生产20万至25万辆汽车，总收入达到300亿元人民币；到2029年生产35万至40万辆汽车，总收入达到500亿元人民币。业界评价这一举措为国际品牌真正进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重要标志，显示出大众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
2023年5月，大众安徽进一步加大了在合肥的投资力度，宣布将投资231亿元人民币建设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41亿元，研发投入约90.5亿元。这一投资计划体现了大众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和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深度布局。同年7月，大众汽车集团再次在合肥投资10亿欧元，成立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整合了整车研发、零部件研发和采购等多个领域，将成为大众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研发基地，同时也是其在中国最大的科技和创新中心。目前，大众在中国的前三大投资项目均集中在合肥，这不仅凸显了合肥在大众新能源汽车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也预示着合肥将成为大众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3.4人工智能：中国声谷集聚AI资源
安徽省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积极培育和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声谷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代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声誉。2012年，中国工信部与安徽省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共同推动安徽语音产业的发展。随后在2013年，双方合作的“中国声谷”项目在合肥正式启动。中国声谷始终注重产业方向和路径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从智能语音到人工智能，再到“AI+AK”双A战略（人工智能+信创），定位清晰。在产业生态建设方面，中国声谷致力于构建全国领先的产业体系。202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声谷等重点区域坚持创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声谷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声谷是合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内首个专注于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2023年9月，在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签署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声谷高质量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计划在大约5年内，将中国声谷建设成为以合肥为中心，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影响全球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2022年底，中国声谷已经吸引了2005家企业入驻，年产值达到约2050亿元，显示出其强大的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
3.4.1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最初成立时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1999年，以智能语音技术为核心，在AI领域拥有超过二十年的深厚积累，并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机器翻译、OCR、认知智能等关键技术上实现了持续的创新和突破。2008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并在2014年正式更名为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公司长期致力于研究智能语音识别与合成、语音评估、图像识别、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核心AI技术，并被认定为国家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2002年，科大讯飞先后获得复星集团和联想控股的投资，为初代产品提供了创新资金。
科大讯飞的业务覆盖了教育、智慧城市、开放平台与消费者业务、运营商业务、汽车智能网联、医疗健康以及智慧金融等多个行业和领域。从收入结构来看，教育产品和服务、开放平台及运营商业务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教育领域的收入同比下降了8.86%，但依然达到了58.51亿元。汽车智能网联业务的增长最为迅猛，同比增长了49.71%，收入达到了6.96亿元。此外，公司的开放平台及消费者业务、汽车智能网联业务、医疗业务、智慧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均实现了同比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3.28%、49.71%、15.41%、23.01%，收入分别达到了61.85亿元、6.96亿元、5.4亿元、2.89亿元。开放平台及消费者业务涵盖了开放平台、智能硬件、移动互联网产品及服务等多个方面，其中开放平台业务的增长尤为显著。
科大讯飞如何凭借多元化并购实现业务扩张和经营协同？
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和扩展过程中，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使得AI交易和服务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实现异步的虚拟交互。人工智能企业通过提供基础的计算能力，在开放的技术平台上解决算法和数据问题，同时需要将技术应用于具体场景中，以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因此，人工智能企业在实施场景化业务时，必须确保服务和产品的准确性以及服务的广泛覆盖，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计算能力、数据量或服务规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交易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在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并购来整合资源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配置。服务资源、客户资源和技术资源是企业运营中的关键要素，它们在并购中是否能够实现互补和协同作用，是评价并购能否带来经营协同效应的重要标准。
作为行业的先驱，科大讯飞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盈利的延迟风险。由于缺乏先例，科大讯飞必须自主进行技术创新，并在规模较小的阶段迅速扩大市场份额。通过并购，公司不仅能够扩大规模，还能获得技术专利，降低研发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市场竞争力。科大讯飞通过并购实现了快速成长，但主要集中在相同行业，这限制了其发展空间。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单一行业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为了突破行业限制，科大讯飞需要进一步拓展到相关领域。多元化并购成为解决行业壁垒的有效手段，帮助公司迅速进入新领域，获取先进技术，扩展业务和生态链。
科大讯飞的未来发展方向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家居等多个领域，推动语音技术在多个场景中具有广泛应用，如教育、安全、娱乐、客服和车载系统。科大讯飞以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为核心，向外扩展，为不同行业的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人工智能服务，降低沟通和服务成本，改善用户体验。在教育领域，公司推动教育模式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在医疗领域，构建辅助诊疗系统，提供数据支持；在城市业务领域，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通过智能平台，科大讯飞实现多行业服务和开发的协同发展，实现外延式扩张。
四、参考路径的启示与核心矛盾的回答
城市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创新型企业、产业集群和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可循环的科技金融生态核心在于“政府引导下先进制造和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不断衍生和强化，促进产业自我繁殖，彼此利用技术优势，带动上下游企业网络式学习”，不同要素的参与程度不同，塑造了风格迥异的“硅谷模式”和“合肥模式”。因此，本章节将总结硅谷科创生态演绎发展的机理，深化对于科技创新四螺旋框架的认知，澄明创新金融与其他三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另一方面，结合安徽合肥在科技金融生态中的实践探索，加以检验合肥模式与硅谷模式的区别差异，并试图解答我们在2023年7月外发的报告《科创金融与引导基金》中提出的核心矛盾和痛点问题。
4.1硅谷经验：创新四螺旋运行启示
在当今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各国和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为了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各国都在努力构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枢纽。美国加州的硅谷，作为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高地，不仅是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也是资金、产业链和人才资源的汇聚地，堪称创新生态系统的典范。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硅谷也面临着必要的调整与变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硅谷受到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其传统的运作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经济发展趋势的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转型的步伐。本小节梳理了美国硅谷科技创新体系的演进历程，从“萌芽”到“成熟”各个阶段中创新主体与要素的特征，探索其运转的一般规律与机制。
从地理角度来看，硅谷通常指的是旧金山湾区南部沿101号公路的一条带状区域，起点是帕罗奥多市，经过山景城、森尼韦尔，经过坎贝尔，一直延伸到圣克拉拉县的行政中心圣何塞市。随着时间的发展，费利蒙等旧金山湾两岸的地区也被纳入了硅谷的范畴。因此，本小节“硅谷”这个名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圣克拉拉县及其周边的圣马特奥县、弗里蒙特东湾以及旧金山半岛的具体的地理区域（大硅谷地区，如上图所示）；另一种则是比喻性地指代整个湾区内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4.1.1美国硅谷科创生态的演进历程
（1）萌芽期（斯坦福大学的诞生到20世纪40年代）：政府单向驱动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双重影响，硅谷的起步发展得益于政府支持的军工产业，而斯坦福大学则为这一地区提供了人才和知识的基础。在硅谷的早期，科技创新能力相对有限，合作方式不多，尚未形成成熟的创新体系。但联邦政府通过政策拨款的方式资助高校开展研究活动，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单项驱动合作关系，成为硅谷科技创新体系的雏形，国防电子技术也成为其发展的主导产业。
斯坦福大学自1891年成立以来，就拥有强烈的创业精神，吸引了全球资本和创意，形成了旧金山独特的创业文化。得益于实用教育的普及，斯坦福大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创业者、学者和技术专家。1925年，特曼教授加入斯坦福，推动师生参与电子领域的创业项目。许多斯坦福毕业生选择留在硅谷创业，如查理·立顿和拉尔夫·海因茨等，他们的企业在二战期间为美国提供军事装备，并迅速成为电子行业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为了应对国际形势和军事需求，开始与高校展开军事技术合作。1933年，美国海军在旧金山湾区建立了基地，并与当地大学签订了无线电技术研究合同，提供资金支持军事科技的研发，推动了硅谷无线电通讯技术的进步。1941年，联邦政府成立了科研发展办公室，这标志着政府开始直接资助大学研究，并引导研究方向，以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效率。同时，政府还与硅谷地区的企业签订了国防合同，采购军用产品，这为国防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一些初创公司成长为知名企业创造了机会。
（2）起步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半导体发明热潮
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军工领域的资金投入，以强化军事科技并保持其国际领导地位。硅谷的科技进步得益于政府的军事需求，斯坦福大学在科技转化方面的推动，以及早期风险投资的助力，吸引了众多实验室和初创企业聚集。硅谷不仅继续军事技术的研发，也开始将技术成果市场化，特别是半导体技术的兴起，标志着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风险投资的兴起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动力，大学在获得充足研发资金后更加专注于基础研究，成为知识创新的源泉。硅谷的创新主体逐渐形成了政府、企业、大学三方互动的模式，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硅谷开始成为全球创新的高地。斯坦福大学在1951年建立了科技工业园，转型为创业型大学，推动军事技术向民用市场转化。作为非营利研究机构，斯坦福工业园参与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工业园通过市场导向的合作研究和招商引资，建立了高校研发、师生创业、企业生产的技术转化平台，形成了学术与产业交互的新模式。斯坦福大学还鼓励师生自主创业，推动了知识技术向产品生产的转化，催生了众多初创企业。譬如，冷战推动了国防工业和电子科技的发展，硅谷的半导体行业迎来了黄金时期。1956年，威廉·肖克利在硅谷成立了第一家以半导体为材料的晶体管公司；195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成立。
依托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机制，SBIC计划逐渐成为初创企业融资生态系统的基石。1957年，斯坦福大学电子研究室的迪恩·沃特金斯创办了电子情报系统制造公司，成为硅谷首批风险资本投资的公司之一。1958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the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颁布《小企业投资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SBIC），解决初创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随后十年，美国大部分风投资金来自该法案，硅谷企业成为主要受益者。风险投资公司如大陆投资公司、戴维斯·洛克公司、德雷珀·约翰逊公司等在政策环境下迅速发展，也促进了硅谷科技研发活动的繁荣，吸引了大量创业群体和商业资本。
（3）成熟期（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互联网助力下，政府—企业—大学合作更加紧密
硅谷的科技创新体系在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创新公司的活跃以及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演进，确立了其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在个人计算机和万维网的推动下，硅谷进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政府的法律保障体系也日趋完善，尽管科技企业在成熟产品和稳定收益方面仍面临挑战。政府方面，在推动硅谷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政策，为科创研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1983年《贝杜法案》的实施，增强了大学技术转移的积极性。1984年《全国合作研究法案》的出台，为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大学方面，斯坦福大学1970年设立技术许可（金麒麟分析师）办公室，有效提升了科研成果的市场应用速度和效率，促进了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创造，为硅谷的技术转化和产学研合作开辟了新路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跨领域研发基金，也进一步促进了大学与企业的紧密联系。
企业方面，硅谷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专注于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研发，引领了信息技术革命。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的成立，以及英特尔、苹果、微软等企业的崛起，标志着硅谷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1991年万维网的诞生，巩固了硅谷作为全球互联网公司发源地的地位，硅谷正式进入了“无硅”时代。在风险投资（VC）领域，互联网投资浪潮甚至延续到了现在，2023 年，大硅谷地区的VC资金中互联网公司的份额（58%）创下历史新高；非互联网/移动软件公司的份额（5%）则来到了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
回顾这一时期，政府、企业和大学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日益稳固，构建了一个成熟的区域科技创新网络。即大学研发的新技术迅速进入市场，接受检验；企业在技术发明和产品功能完善方面发挥作用，提升市场竞争力；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快了技术研发的步伐；同时，硅谷优越的知识生产环境和创新氛围吸引了更多的公司和资本。政府、企业和大学的“集群效应”提高了创新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规范的技术行业标准，形成了一个多边性、专业化、高质量的创新网络。最终，硅谷的创新要素在成熟期构成了一个双层的科技创新体系：第一层是由政府、企业、大学等创新主体组成的创新支撑层；第二层是由风险投资、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以及硅谷的创新文化和环境组成的创新协同层。
（4）转型期（2008年至今）：危机中的转移更替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硅谷的科技创新受到了资本追求快速回报的负面影响，导致创新节奏受到干扰，传统的科技与资本合作模式面临挑战。硅谷在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可以总结成，未能及时将重点转移到人工智能等硬科技上，导致其全球科技中心地位受到动摇；科技与风投的合作模式破裂，创新成本上升，初创企业融资难度加大，创新生态趋于僵化；人才和企业的聚集导致成本上升，同时分布式工作的普及降低了硅谷的地理优势；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吸引人才和投资，硅谷的吸引力相对减弱。尽管如此，硅谷的创新体系积极适应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和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经济，通过“正向更迭”“转移更替”逐步进行转型。
另一方面，硅谷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撑主体与协同要素密切合作，形成较为稳定的“投入—产出”机制，追求硅谷 “转移更替”的转型契机。政府端，硅谷的创新体系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业、高校的紧密合作，寻求转型机遇，陆续出台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绿政法案》等，以促进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产业端，新兴技术公司如特斯拉，通过智能化改造传统工业，拓展了产业领域。斯坦福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通过产学研合作，为硅谷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推动了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4.1.2美国硅谷科创生态的经验启示
硅谷模式——以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为核心，能够快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商品，从而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最终将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创新生态系统。硅谷所形成的科技创新体系实际上是以人才与技术为核心，由政府、企业、大学三个主体相互协作的结果：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为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培养人才，推动基础研究，并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包括提供战略性商品订单；大学则通过人才培育和知识转移，为企业输送创新动力；企业利用这些技术和知识，开发新产品，推动市场发展，同时为社会创造税收，促进经济增长，并提供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风险投资、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创新支持要素持续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务；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创新文化的培育，为硅谷的持续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各级政府、大学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创新螺旋式前进的互循环，使其成为一个成功的科技创新典范，可以把这个循环体系称作“硅谷三螺旋”。
启示一：除了政府、大学、产业，硅谷科创生态是否存在第四螺旋？
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得益于成熟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构，这些机构与产业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自1960年代以来，硅谷的创业投资一直是美国风险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占据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30%以上。到了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信息产业的兴起，硅谷的风险投资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并采取了合伙制这一稳定的组织形式。美国在全球创业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硅谷则是美国创业投资的核心区域。根据2024年硅谷指数报告的数据，2023年硅谷的风险投资总额达到了189亿美元，占加州总投资的47%，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21%。
三螺旋理论指出，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对于提升知识型社会的创新环境至关重要。创新不仅体现在企业新产品的开发上，更体现在不同制度领域之间创造的新安排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日益显著，金融体系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制度之一。科技的进步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不仅是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媒介，也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纽带。科技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体系的完善，风险投资对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研发投入还是专利产出上，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都表现出色。要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不仅需要金融业的支持，还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以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因此，借鉴硅谷模式三螺旋的思想，科创生态的第四螺旋应是“创新金融”，其核心是政府创业投资基金（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VC）。
将第四螺旋——创新金融放入硅谷创投发展的历史中，反复验证可以发现，政府、大学、产业和资本的互动，在硅谷多个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譬如，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微处理器技术，进而推动了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又为软件产业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而软件产业的发展又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巨头们的成功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还为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等新兴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硅谷因此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并在过去几十年中引领了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硅谷的技术演进历程展示了信息技术在经过量的积累后实现质的飞跃，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相互交替，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在硅谷，每当一个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就会开始探索新的产业领域，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从信息技术到生物技术，再到纳米技术，硅谷不断对原有产业集群进行迭代和升级，保持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和产业生态的繁荣。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持续的创新能力和产业迭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通过不断探索新的技术领域和产业方向，硅谷实现了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产业集群的转型，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启示二：硅谷产业发展的动力来源是初创企业还是龙头公司？
硅谷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业企业的活力，这些企业不仅获得了大学提供的尖端知识和技术、人才资源，还得到了投资机构的资本支持。成功创业后，企业家们积累了财富和经验，进而成立创业和天使基金，进一步支持新的创业者，推动了创业生态的扩展和企业群体的增长。然而，我们认为，硅谷的发展并非仅靠创业公司，而是得益于一些大型企业、行业领头羊或产业链主导者的支持和投入。谷歌、苹果、甲骨文、Juniper Networks和Facebook等公司构成了硅谷技术生态系统的坚实基础，通常拥有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大型企业不仅技术领先，而且资金雄厚，能够投资新技术的研发，并通过创新创业过程孵化新公司。截至2023年底，硅谷和旧金山地区共有276家独角兽公司，其中硅谷地区占106家，占比38%。在2020年至2023年间，全球超级独角兽公司（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未上市公司）数量从27家增加到51家，旧金山湾区就有21家，占比41%
大企业与创业公司的共生关系，塑造了硅谷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具体来看：
（1）大型企业常常是创业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客户，而创业公司则通过与大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合作获益，并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大企业实现利益平衡。
（2）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创业公司来实现市场的快速扩张，他们倾向于培育子产业的新领头羊，并从公司外部引入创意和技术，使企业边界和管理机制更加灵活。
4.2合肥探索：自上而下建立的产投之城
硅谷的成功得益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背景，其中政府的政策，例如移民政策、国防部的资金支持、养老金投资创业市场、地方税收优惠以及财政基金对中小企业的扶持，都为硅谷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政策主要旨在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而非直接干预市场运作。硅谷的崛起更多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而非政府有意为之。市场机制激发了大学、投资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力推动了硅谷的技术产业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硅谷模式通过市场化的利率和创业投资的参与，将科研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每个发展阶段都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互作用，没有政府的直接指令或行政干预，一切成果都由市场来验证。
与硅谷不同，安徽合肥则是在国家层面对创新型城市、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建设的战略指导下实现的。合肥政府考虑到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引进先进技术和外资，构建了创新链的工业基础。高新区、经开区、新站开发区以及科大硅谷的建设，为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创新要素的集中提供了平台。合肥政府还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消除了体制转换过程中的障碍，激发了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合肥市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市场化运作，为创新提供了全周期的金融支持，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政府对重点产业的扶持政策也取得了实效。总之，合肥的创新城市建设成果是自上而下积极推动的结果，呈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4.2.1引导基金：看得见的手，撬动社会资本
科技金融领域需要“看得见的手”去引导和干预，拥有宏观信息优势、资金优势甚至税收优势的政府引导基金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自立自强已被列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创新被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当科技金融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时，亟需一种按照市场化股权投资的运作方式，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对当地特定行业或领域的发展需求具有扶持作用的政策性基金。2007年第一只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2008年出台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助推引导基金模式的多元化发展。2015年颁布的《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标志着政府引导基金走向制度成熟。2020年以来，当万亿级规模的政府引导基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撬动更加庞大的社会资本，涌向国家的政策之所向和产业之所需，中国的创投生态正在被重塑。
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合资设立的母基金，处于风险投资的资本产业链条最顶端。引导基金的概念可追溯于2002年的“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当时作为试验田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了吸引社会资金投资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借鉴以色列发展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开创性地将政府财政资金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运作，并采用跟进投资的模式进行直接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的提出首见于2005年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中第22条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设立运作规模为5亿元的“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并采用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方式成立子基金运作。总之，政府引导基金并不直接投资于实体企业，而是先通过“引导母基金”投向各个子基金或者其他引导基金，最终惠及底层创业企业。在多层结构设计下，引导基金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政府所需引导的特定区城、特定行业、特定阶段的子基金。
合肥地区政府类LP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投资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显著，市级以上引导基金数量占比超过5成。根据执中数据ZERONE统计，2023全年合肥地区共发生出资事件510起，出资总规模达1627亿元，全年出资新设共计228只基金。2023年，合肥地区共计发生政府类LP出资事件250起，出资总规模达1095亿元，占到全年各类LP出资总额的67%。具体来看，合肥地区投资数量排名前五的政府类LP依次是合肥市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25起）；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18起）；合肥市创新风险投资（15起）；安徽省财金投资（13起）以及科大硅谷引导基金（11起）。
从上市公司出资情况来看，2023年，来自安徽的88家上市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积极投资，全年累计投资额达到了83亿元人民币。其中，有19家上市公司的LP贡献了17.6亿元，占总投资额的大约21%。具体来看，皖通高速以5亿元的投资额成为上市公司LP中单笔最大投资者，其投资对象是注册于芜湖市镜湖区的“安徽海螺金石创新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淮汽车则以3亿元的投资额位列第二，投资于2023年8月成立的“安徽中安智能网联新能车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为合肥市肥西县。晶合集成以2.8亿元的投资额排名第三，其投资的“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3年11月成立，注册地在合肥市新站区。
4.2.2资本招商：吸引创新企业，城市投行迈出的第一步
“房住不炒”主基调下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变化，土地招商等传统模式疲态尽显。在传统招商引资的策略中，地方政府通常依赖政策优惠和土地供应来吸引企业，然而这种模式面临一些挑战和局限性，并不能作为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的主要招商模式。例如，通过提供免租金的办公空间或厂房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措施来吸引企业，但这些优惠措施一旦结束，企业可能会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此外，仅依靠免租金等政策手段可能不足以与其他地区竞争，从而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投资项目。至于土地招商，虽然可以通过法定的土地出让程序来实现，但土地资源本身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土地供应尤为紧张。即便政府通过合同来确保企业达到一定的投资规模和经济效益，监管期满后企业仍有可能出现业绩严重下滑的风险。
资本招商是什么？合肥是如何实施资本招商策略的？
资本招商是指“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引导基金，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新兴招商模式。简单来说，资本招商就是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资金平台，直接投资或者与合作伙伴共同设立基金，来吸引并投资那些他们希望引进的项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这些项目的融资需求。作为交换，被投资的公司会把他们的总部或主要业务设在当地，这样既促进了企业的成长，也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升级，实现了双方的共赢。资本招商的核心是将投资的思维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用投资银行的方法来培育产业。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招商不再是简单的存量竞争，而是通过资本的力量吸引高质量的项目或公司，从而增加新的经济活力。此外，通过资本招商，地方政府能够与这些项目建立紧密的联系，形成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提升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潜力。
回顾2022年前合肥市招商引资拿地数据，可以窥见合肥近十年来招商引资活动活跃，吸引了大量企业拿地，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2012-2021年，合肥累计完成了2843宗产业用地的交易，总面积达到17.19万亩，位居全国第38名。其中，有87.8%的交易（2597宗）是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完成的。2022年，合肥市的产业用地交易量为349宗，交易面积达到2.60万亩，同比增长91.4%，全国排名上升至第18位。尽管合肥的土地供应量充足，但工矿仓储用地和商服用地的价格都高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企业在合肥拿地的成本较高。2022年，合肥市的工业招商拿地价格为18.64万元/亩，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3.68%。然而，合肥市的招商引资策略不仅着眼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重视产业的长期升级和转型。通过资本招商和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合肥市成功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政策扶持和产业集群效应的双重吸引下，许多企业仍选择在合肥“落地生根”。
合肥以“城市投行”下场产业培育，通过市场化产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于拟招商引资的战略性产业。合肥利用其三大国有资产平台（合肥兴泰金控、合肥产投、合肥建投）“以投带引”，构建了一个从团队引进到项目落地，再到股权退出和循环发展的全链条闭环系统，为全国各地如何高效地推进资本招商提供了新的视角。近些年，合肥通过“国有资本领投”的方式，成功吸引了新型显示器件、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无论是京东方、兆易创新还是蔚来汽车，合肥都在显示屏、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也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升级。合肥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准确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遵循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并在资本市场上有序退出，使得国有资本在实现保值增值后能够继续投入到下一个产业中，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合肥充分利用国资城投平台在地方招商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设立产业基金、信用担保等方式融资举债。随着国家对地方招商引资政策的规范化，各地优惠政策差异缩小，资本招商逐渐成为吸引重大项目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的关键手段。国资平台在这一新模式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城投公司通过产业投资促进地方招商，转型进行产业投资，已经成为招商引资的新途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构建投资的循环链，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并建立从“投资建设”到“运营管理”，再到“国资退出”和“再投资”的循环机制。譬如，安徽兴新创新促进创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24年4月，由兴泰创投担任管理人，规模2亿元，是合肥市首支科技招商基金。该基金是在市委科创委和市科技局支持下，由兴泰创投募集科大硅谷、合肥新站区等机构资金共同发起设立，重点关注合肥市内、外可招引落地孵化的，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尤其是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支持。
4.2.3科大硅谷：产学研交融的新范式
202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旨在打造总规模2000亿元以上的“基金丛林”，形成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体系，立足合肥城市区域新空间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同年8月，科大硅谷服务平台有限公司成立，提供科创人才、项目落地、企业融资、基金投资管理等服务，其中7家包括国盾量子、科大国创、科大讯飞等中国科大校友企业占股48%，6家市区国有平台公司占股52%。总结来说，科大硅谷是一个股权结构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国有平台”与“龙头企业”共同参股。
2023年1月，合肥市人民政府印发《支持“科大硅谷”建设若干政策》，进一步支持建设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和全球校友事务部，作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平台和窗口，建立常态化对接、联络、服务机制，联合开展创新创业、“双招双引”等工作。此外，支持建设创新创业综合体，建立“团队+基金+载体”细分单元运营模式，向全球招募“科大硅谷”合伙人。2023年5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印发《支持“科大硅谷”建设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对此前政策文件进行附加和补充。
核心定位：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和科技产业的“高产田”，不断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引领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开辟全球产业发展新赛道。正如前文与区位分析所指出的，安徽省已经明确了其在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定位，即成为“创新的发源地、新兴产业的集中地、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在“七个强省”的建设中，安徽省将建设一个自主自强的科技强省作为首要任务，并将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创新型省份作为其标志性举措，以期在创新驱动的安徽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科大硅谷作为合肥“科大系”的延伸，不仅继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基因；更重要的是，在创新安徽如火如荼的当下，更加受到省级资源对于教育、科技、人才、创新、产业等发展要素高度重视的加持，建立全球资源链接网络。2023年，科大硅谷在美国硅谷、法国里昂、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等地设立了9家创新中心，签约海外项目22个。
产业布局：在“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生态优化”环境下，科大硅谷以中科大等高校院所为纽带，打造高端新兴产业的聚集高地。以高新技术产业园为圆心，构建了“一核两园一镇”的规划布局，总占地面积8.22平方公里。其中“一核”指的是科大硅谷核心区，布局一批高品质创新创业平台，例如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空天信息产业集中的“中安创谷”、聚焦高端装备产业的芯智汇产业园以及探索人工智能发展的声谷产业园；“两园”分别为科大硅谷蜀山园、高新园，汇集了中科大先研院、安徽省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战略科技力量，以及中国科大先研院、中科院创新院等新型创新组织；“一镇”为讯飞小镇。到2025年，科大硅谷目标将集聚超过1万家科技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创服务机构，汇聚中国科大和国内外高校院所校友等各类优秀人才超10万名；形成多层次基金体系，基金规模超2000亿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000家，上市公司和独角兽企业50家以上；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成果，成为全国科技体制创新的标杆。截止2023年末“科大硅谷”以创新单元建设为试点，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已在合肥经开区、新站区、包河区、庐阳区、肥西县等10个县（市）区、开发区备案及签约拓展类创新单元30个，打造“多点”布局。
组织架构：科大硅谷引导基金架构明晰，通过参与子基金引导国内外优势资源向战略产业聚集。2022年12月22日，科大硅谷引导基金注册成立，由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市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总规模3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15亿元。科大硅谷引导基金聚焦安徽省市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领域，重点关注在“科大硅谷”创办的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该基金由合肥市统筹管理，“科大硅谷”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总领职责，包括制度设立、年度考核、核准协调等；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作为基金办公室负责核心管理工作，如负责立项会、投委会的组织及项目投后管理；基金管理人——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方案设计、尽职调查、协议谈判、投后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2023年，科大硅谷引导基金落地合作13支子基金，认缴出资额总计达13.75亿元，已形成3.4倍资本放大效应。
4.3回到矛盾，回答问题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投生态进一步开放的双重作用下，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倍增器”，能够促进优质风险资本集聚，引导社会资本向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汇聚，最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然而，作为国家产业升级的宏观政策工具，当前地方科创金融存在四大痛点难点（详见2023年7月13日发布的《科创金融与引导基金》一文）：一是如何平衡股权投资的不确定性与地方财政经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对长期确定性的需求；二是如何构建生态，协调地方政府、核心企业、初创公司与投资机构不同目标函数以实现多方共赢；三是除短期资本回报外，如何定量评估与跟踪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及溢出效应；四是如何因地制宜，在考虑各地资源禀赋等差异基础上，探索可规模化推广的发展模式。
问题一：从政府角度，如何实现“政策性+市场化”平衡下的利益让渡，激发社会资本的参与动力？
政府引导基金运营最大难点就是在政策性和市场化之间实现最佳平衡，利用“利益让渡”激发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共同投资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布局引导基金的目标之一是以风险投资为政策工具，遵循让利社会的原则，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地方政府将投资收益让渡给市场化风投机构或企业的做法包括：1）放弃所持股份的分红权，并在企业经营成功之后主动退出，将政府所持股权以协议的价格出售给企业，将投资收益让渡给社会资本；2）在投资初期同步实现政府对辖区内产业结构布局的规划，吸引人才到辖区内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完善辖区内产业链条，促进辖区经济长期良性发展。因此，相较于投资利润回报，地方政府应当更看重风险投资中的整体社会效益。利益不仅仅指投资收益，还包括基金运营期间的投资决策等权利。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私营部门的有限合伙人（LP）与政府作为有限合伙人，在投资动机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私营 LP 主要出于盈利目的，高度关注投资回报，尤其是基金最终的盈利能力，通常倾向于投资那些具备上市潜力的公司，更看重最终投资成果。与之不同，政府作为 LP，投资动机往往与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创新紧密相连。政府更愿意涉足早期技术项目，这类项目虽面临较高失败风险与较长投资周期，但有望带来长期税收增长与就业机会。基于此，政府 LP 更为注重投资过程的合规性，其决策流程相对审慎，投资活动也受到严格监管与年度审计。
在科创基金合作中，协调二者不同的投资动机与行为，成为确保合作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以合肥创新投资基金为例，为平衡各方利益，在其母基金出资条件中明确规定，省、市、区三级政府资金在基金管理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50%，私营 LP 参与比例不得低于 50%，确保二者出资比例至少达到 1：1。通常情况下，合肥政府虽不直接干预基金公司具体的投资决策，但对于基金投资于合肥地区企业（包括在合肥落户企业）是否达到协议约定比例，拥有监督与评估权。通过这种方式，在保障基金市场化运作的同时，确保投资项目能够切实落地，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实现政府政策意图与市场盈利目标的有机结合。
因此，协调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动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合作前明确收益分配规则，依项目阶段和绩效设比例与奖励，兼顾双方利益。（2）优化决策流程，成立联合决策委员会，按科学民主流程，综合双方意见决策，同时明确双方在政策导向与商业性决策上的权限。（3）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搭建信息平台，实时共享政策法规、市场数据等，定期召开沟通会议，交流项目进展与问题。（4）完善风险共担机制，投资前共同评估风险，明确政策与商业风险分担主体，设缓冲资金，鼓励私营部门购买保险、政府提供担保或建补偿基金等。（5）制定长期合作战略，共同制定长远规划，明确目标、领域与任务，通过多项目合作磨合，项目结束后评估反馈，持续优化合作。
问题二：从政府角度，科技金融系统中“权责职”结构复杂，如何构建清晰的评估考核体系和监督制度？
科技金融系统中要素和主体纷繁复杂，也就意味着权力的多样性——不同的职能分工和行政管理责任，客观存在。只有实现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合理匹配，并促进各方协同工作，城市的创新活动才能顺畅推进。例如，合肥市在引进新型研发机构、项目审批、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指导、成果转换和绩效评价等方面，原先由不同区域和部门分散负责，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导致了效率问题和相互制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合肥市成立了一个市属领导小组，负责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小组由分管发展和改革、科技的市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开发区的分管领导。领导小组下设有办公室，专门负责规划和协调重大问题。市科技局根据科技部的《指导意见》和各部门职能，牵头负责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发展、认定、管理和评估工作。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基础设施项目的立项和审批，市财政局负责资金的审核、分配、资产管理和审计。其他市直部门根据职责提供支持，如新型研发机构所在区域负责机构的日常建设和运营管理。
问题三：从政府角度，在众多科技金融支持工具中，合肥模式为何选择了股权投资基金？
（1）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基于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新兴产业代表了创新知识的实践，具有在产品、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广阔发展空间。一旦这些潜力得到实现，新兴产业将为经济带来长期的增长动力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广泛，关联性高，能够显著推动相关和配套产业的发展，并具备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为社会创造众多就业机会。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有潜力催生全新的行业，但同时也可能对现有行业造成冲击，导致失业和利益关系的重构，这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来克服阻力。
新兴产业往往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吸收多元化的资源，包括资金、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以构建合作网络，这是实现技术成功转化的关键。此外，新兴产业的成长还需要企业和公共部门提供补充性资产、基础设施支持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助。由于配套环境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单靠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因此，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培育和成长至关重要。
（2）政策工具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限制和时效限制。面对新兴产业、新技术和新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直接提升产业利润率，这些措施对于支持新兴产业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不同政策的成本效益比和对新兴产业的激励效果各异，且同一政策在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敏感度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政策工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和适用时限。政府的财政资助更应集中在产业竞争前的阶段，以弥补企业在研发和创新过程中因外部性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风险。与此同时，税收优惠更能有效激发企业的研发动力。例如，2009年推出的旨在推动国内光伏发电技术和规模化的“金太阳”工程，虽然实施了财政补贴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同样，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财政补贴政策的推动下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却也出现了骗取补贴和市场泡沫现象。这可能是由于政策工具间的不协调、执行过程中缺乏持续监管，以及项目实施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
（3）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可以有效地解决筛选困难、监控成本高等问题。政府在筛选和鉴别众多不同类型和行业的项目时面临现实困难，同时持续监控和评估的成本高且复杂。然而，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在早期创业企业投资中可能遇到代理人问题，因为投资回报与个人收益缺乏直接联系，导致代理人可能更倾向于投资于能带来个人利益的项目，而非真正有潜力的创新项目。股权投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不仅在金融制度上有所突破，也在企业制度上带来新意。此外，对于信用不足、难以获得债权融资的早期创业企业，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等股权投资方式提供了有效的融资途径。
问题四：从政府角度，如何通过“退出”解决财政压力下对流动性渴望问题？
早期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的特点，从项目孵化到成长壮大，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然而，投资者，尤其是政府在当前财政压力下，对资金流动性有较高渴望。这种投资期限与资金回笼需求的不匹配，使得投资面临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部分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为早期项目提供更灵活的退出途径，以浙江股权交易中心为例，其推出的 “成长板”“创新板” 等板块，为中小科创企业提供挂牌展示、股权交易等服务，拓宽了早期投资的退出渠道。同时，政府引导和支持本地企业间的并购重组，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收购早期科创项目，实现投资退出。
在优化科技金融与科创投资退出渠道方面，多地政府积极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各地政府通过设立S基金、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试点以及出台相关政策，为科技金融和科创投资的退出渠道提供了多元化选择，进一步完善了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机制，促进了科技金融生态的良性发展。
1） 2023年4月，陕西科创金融大会上，由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设立了省内首支S基金——陕西金资通融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20亿元，GP为金资基金。
2） 2024年4月，安徽合肥完成安徽省首支S基金——合肥市共创接力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注册设立，规模达28亿元，由兴泰资本牵头组建。此外，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安徽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为S基金等退出渠道提供了政策支撑与合规平台。
3） 2024年5月，四川成都成立首支S基金——成都科创接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总规模15亿元人民币，聚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方向，采用“项目+子基金”模式进行二手份额投资，为私募股权基金开辟了新的退出路径。
4） 2024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杭州市报送的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实施方案，包含四项主要工作任务和13条具体举措，通过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在玉皇山基金小镇落地基金份额转让服务基地，以增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流动性。
5） 2024年10月，河南郑州引入首支S基金——中金接续元亨（郑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落地郑州高新区，并举办相关座谈会，吸纳多方力量规范设立专业化并购基金，着力构建基金退出生态体系。
另外从政策支持角度，广东省则积极推动科技型企业通过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退出，2024年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上市后备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计划，鼓励已上市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并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及预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制造业若遇到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支持乏力的阻碍，将导致技术创新滞后，难以契合市场需求、削弱竞争力。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缺少资金与政策扶持会发展迟缓，错失发展机遇。
监管风险：科技金融的发展速度较快，而相应的监管体系可能相对滞后，难以及时跟上其创新的步伐。一方面，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可能无法完全适应科技金融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存在监管盲区和漏洞。另外，监管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科技金融业务时，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进行有效的监管和风险监测。
科技金融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政策端落地效果不佳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影响科技企业的融资门槛，最终阻碍创新与发展。政策失效可能使初创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影响研发投入和项目推进，减缓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另外，融资成本可能居高不下，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影响其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终导致未能有效引导资本流向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导致资源配置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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