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宋欣悦 每经编辑|兰素英
AI模型的训练，离不开海量的高质量数据。那些已出版的书籍、新闻网站的原创报道成了AI的黄金养料。不过，AI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通过“读书”“看新闻”来学习的方式，也引发不少争议。
多年来，AI公司一直在与媒体、出版社等进行“法律拉锯战”，主张使用版权作品训练AI模型属于“合理使用”，但大多情况以败诉告终。
而本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连判两案，有关AI训练的版权争议迎来重要进展。
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知名AI初创企业Anthropic赢下首个有利于AI行业的开创性判决。时隔两日，6月25日，美法官驳回了由13位作家提起的诉讼，认为被告Meta使用版权作品训练模型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尹腊梅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Anthropic和Meta案为AI企业提供了“安全港”，对AI行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邓以勒律师对每经记者称，未来应当对“合理使用”的范围和场景进行精细化限定，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作者的创作热情，进而对公众造成影响。
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AI初创企业Anthropic赢下首个有利于AI行业的开创性判决。
根据美国加州北区法院发布的判决书，法官威廉·阿斯普（William Alsup）裁定，Anthropic合法购买数百万本书籍，通过扫描将其数字化并用于训练其AI模型Claude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fair use）的范畴。
阿斯普法官将AI训练类比于人类学习，认为Claude的输出并没有逐字复制原告的作品。他在判决书中写道：“Anthropic的AI模型如同一名渴望成为作家的读者，用这些作品进行训练，并不是为了超越、复制或取代原作，而是为了创作出不同的内容。”
阿斯普法官提到，“Claude的语法、文笔和风格，是模型从成千上万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但如果有人因为这些作品的出色表达而阅读了所有现代经典作品，然后背诵并模仿其中最好的段落，这是否违反了版权法？当然不会。”
法官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由的认知过程，不能被版权法过度限制。他补充道，“要求所有人每次阅读书籍时要付费，每次回忆书籍内容时要付费，每次在创作新的内容时，受到以前读过的作品的启发，哪怕写作形式完全不同也要付费，这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阿斯普法官认定，Anthropic的训练行为属于典型的“转化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并不构成版权侵权。
不过，Anthropic从互联网下载上百万本盗版书的行为仍需单独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判决书，2021年至2022年，Anthropic从LibGen、Books3等“影子图书馆”（指为用户免费提供学术文献、小说等文字材料资源的在线数据库）下载超过700万本盗版书籍，并将这些书籍无限期地保存在内部“中央图书馆”中。
阿斯普法官明确谴责了Anthropic这种获取和储存盗版作品的行为，称其“本质上、无可挽回地构成侵权”。
而Anthropic未来或将为此行为承担巨额赔偿。美国版权法规定，一部作品的法定赔偿金最高可达3万美元。在被认定故意侵权的情况下，赔偿金将增加至最高15万美元。
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修·萨格（Matthew Sag）认为，Anthropic很有可能将支付数亿美元与原告达成和解。
“即使按照保守估计，比如假设原告数量减少、涉及的盗版图书数量从判决中提到的700万本降到约300万本，若按每部作品750美元来计算，光是这部分侵权行为的法定赔偿金就可能高达22.5亿美元。”
就在Anthropic案裁定后的两日，Meta也在一桩版权诉讼案中获得胜利。6月25日，美国地区法官文斯·查布里亚（Vince Chhabria）驳回了包括喜剧演员莎拉·西尔弗曼（Sarah Silverman）在内的13位作家对Meta提起的版权侵权诉讼，认定Meta的使用版权作品训练AI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
查布里亚法官认为，Meta的大模型会降低版权作品的价值。不过，市场损害是该判决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原告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损害。
《金融时报》评论称，对于Meta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查布里亚法官在判决书中反复提到，“有理由相信Meta和其他AI公司在训练其技术时已成为连续的版权侵权者”。
美国作家协会认为，Meta仅在技术层面获胜，这是程序问题，而不是法律实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案件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词——“合理使用”。
邓以勒律师告诉每经记者，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对他人作品进行使用而不需征得许可或支付报酬的法律制度。
据悉，在部分版权所有人就其拥有的版权针对AI企业发起著作权诉讼时，被告公司一般会将“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理由之一，而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核心争议焦点就是数据来源合规的问题。
邓以勒律师表示，“如果数据来源不合法，例如Anthropic案中使用盗版书籍，或其他目前常见的‘爬取’模式，其内容的获取和使用本身就是未经许可的侵权行为，因此不能被视为合理使用。”
尹腊梅教授补充道，“法院判定AI训练构成‘合理使用’的核心依据是转化性使用原则。例如，Anthropic 的大模型Claude在训练后生成的内容不包含原书可识别的表达，且其目的是‘突破困境、创造新作’，类似人类通过阅读积累知识后进行创作。这种转化性使得AI训练符合版权法‘促进科学进步’的立法目的。”
但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因“合理使用”而豁免的先例。
不过，邓以勒律师提到，“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奥特曼一案中，可以看到法官为未来AI领域‘合理使用’的豁免已留出了可能性。”
尹腊梅教授认为，Anthropic和Meta案为AI企业提供了“安全港”。她解释道，“若训练数据来源合法且具有转换性，企业可援引‘合理使用’抗辩，降低侵权风险。例如，Anthropic的‘中央图书馆’若全部使用合法书籍，其训练模式将完全合规。”
尹腊梅教授补充道，这类裁定对于整个AI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可以降低企业的AI开发成本，加速技术普及。
邓以勒律师同样对两份判决持积极态度。她认为，从判决中可以明确，当数据获取合法时，企业能够合法使用其进行AI数据训练，这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法律风险。“这对于AI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也为以后AI产业的良性发展给出了路径指引。”
邓以勒进一步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的AI企业属于“野蛮发展”时期，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更先进的技术、更快的速度成为第一目标，但对于合规一直处于忽视状态。上述案件中，法官通过司法判决明确了“侵权”“合理使用”的边界，用判例的方式为AI企业的训练数据来源进行了明确区分和定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AI公司取得全面胜利，在适用边界上，法院仍然保持审慎。例如，在Meta案中，法院强调该判决仅适用于13位原告作家，并不构成AI公司“大规模拿版权作品训练”的合法通行证。
而Anthropic案的法官则针对不同使用行为，做出了分项裁定——如果来源合法，则可构成合理使用；但如果图书来源于“影子图书馆”等盗版平台，则依然构成侵权。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伟君向每经记者表示，个案中AI生成内容是否存在“转换”性或许并不能一概而论。
当司法裁定向举着“学习”大旗的AI企业倾斜时，原创者又该如何得到保护其版权？
美国作家协会认为，未经作者同意、补偿或署名，将书籍、文章和其他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纳入AI技术中是“本质上不公平的”。作家们担忧AI生成内容将冲击原创市场，因为机器生成作品可以廉价、大规模生产，不可避免地降低人类作品的价值。
2023年，上万名好莱坞编剧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罢工，也正是为了捍卫人类作品的价值与生存空间。
那么，创作者是否可以主动设限，比如提前申明“禁止使用本作品进行AI训练”？
对此，尹腊梅教授向每经记者表示，“欧盟是有这样的规定的，但是也遭到一些批评。因为这种做法相当于架空‘合理使用’制度。”
邓以勒律师则对事前禁止声明的实际效果持悲观态度。她认为，如果AI公司执意“窃取”，很难有效禁止。她进一步解释道：“相较于美术作品，文字作品的侵权成本更低，实质性相似证明的难度更大。在无法有效追责的情况下，即便制度再完美也很难落实。”
一边是AI企业的发展需求，一边是版权方的合法权益，该如何平衡？邓以勒律师认为，AI企业作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在法律的边界内依法而行，而版权方则为整个社会繁荣与文化进步而有所让渡。
实际上，这场关于版权的博弈，影响的不仅是企业和创作者，更与广大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AI技术的普及应用，正在改变公众获取信息、娱乐消费的方式。而丰富优质的原创作品，也是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源泉。
公众能否成为“合理使用”的最大受益者？邓以勒律师认为，“（这）取决于法律框架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即如何在保护创作者尊严与促进技术普惠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
她提到，Anthropic案中，判决认可“合理使用”进而降低了AI企业的版权风险，使得训练数据获取成本大幅下降，为公众获得更丰富的AI服务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她认为未来的发展中，也应对“合理使用”的范围和场景进行精细化限定，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作者的创作热情，进而对公众造成影响。
封面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41N215509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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