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股份行新抉择：城商行Plus?

　　原标题：金融人·事|夹缝中的股份行新抉择：城商行Plus？

　　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股份行受国有行、城商行两头挤压，面临更多的挑战。”平安银行行长冀光恒今年3月在该行业绩会上如是表示。平安银行是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冀光恒所谈及的问题不仅是平安银行一家面临的考验，也是股份行这一群体面临的共同课题。

　　金融监管总局5月末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股份行总资产73.3万亿，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为16.3%，相比2020年末下降近2个百分点，相比2016年末的峰值下降2.7个百分点。

　　银行是严重依赖规模的行业，因为规模越大，理论上银行可通过利差赚取更多收益。在信用货币总量一直增长的情况下，股份行的规模增长赶不上同业，意味着股份行的客户在流失，市场份额被同业瓜分。

　　近年股份行的整体弱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国有大行的下沉挤压了股份行的空间；个别股份行风险暴露，导致资产扩张放缓等。尤其2020年以来，国有大行、城农商行各获得财政部、地方财政超五千亿的注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而夹缝中的股份行则没有这样的安排。

　　面对“两头夹击”的局面，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深耕本地的战略，以期在支持所在省份经济发展中获得当地政府更多的支持。可预期的是，随着深耕本地战略的实施，这些股份行很可能成为“城商行Plus”。

　　股份行缘起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划分为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等类别，其中股份行显得较为特殊。比如六大行及部分城农商行已股改上市，它们应该也划入股份行之列，但并未如此。再如，股份行“可上可下”，大中型银行包含股份行，中小银行也包含股份行。

　　这种特殊性和股份行的起源有很大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中国银行业由四大行“一统天下”，但当时的四大行很难满足私营、个体以及股份制等非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客观上要求设立相匹配的银行，股份行应运而生。

　　人们现在很少记得，第一家股份行并非现在在列的12家银行，而是交通银行。198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次年人民银行印发贯彻该通知的文件明确，交通银行是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金融企业。

　　为区别于国有独资的四大行，交通银行可引入地方政府、部门、企业甚至个人股东，总部于1987年从北京迁至上海。同年，招商银行也在深圳挂牌营业，此后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前身）、兴业银行、广发银行等陆续成立。

　　和交通银行一样，这些后成立的银行可引入企业、个人等作为股东，因此同属股份行之列。此外，这些银行在经营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总体而言，当时的股份行更加市场化，交通银行也乐于强调其股份制银行的定位。

　　因为包袱轻、经营业绩较好，深发展、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5家银行在2003年前上市，而同时期四大行则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挣扎。为此，决策层决定推动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后来也在城商行甚至农商行中推行。

　　不过，监管部门仍延续以“出身”的方式进行分类。股改后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后的城市信用社是城商行，股改后的农村信用社划入农村金融机构行列，而股份行则因为自身原因数量及构成有所变化。

　　1995年成立的海南发展银行也是股份行，但由于经营不善于1998年破产清算。浙商银行2004年开业，次年纳入股份行统计之列，当时包括交通银行在内股份行一共12家。交通银行上市后，其监管部门从原银监会监管二部（监管股份行及城商行）调至监管一部（监管大行），其地位亦随之变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五大行”的说法由此开始。

　　从2007年开始，原银监会在银行业资产负债统计中将交通银行从股份行划入大行。同年，渤海银行纳入股份行之列，股份行数量仍为12家，并延续至今。

　　随着大行及城商行的股改完成，处于第二梯队的股份行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态势：上有四大行，不享受国有银行的一些优惠政策及规模优势，下有城农商行紧随其后，缺少地方政府的支持。

　　正如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所言，就招行的基因而言，“必须靠自己，如果你产品、服务不比别人好，就没人理你。”

　　在马蔚华的带领下，招商银行成长为以零售金融业务为特色的商业银行。此外，一批股份行也“杀出重围”，奠定了自身的江湖地位，形成了鲜明的“标签”：以小微金融见长的民生银行，以同业业务为特色的兴业银行，以对公业务为主的中信银行、浦发银行。

　　再叠加跨区经营优势，股份行在经济高增长时代实现了份额扩张。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股份行总资产占银行业的比重为19%，相比2007年末上升了5.2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有大行的资产占比下降了17.2个百分点。

　　市场份额下降背后

　　不过2016年后股份行的市场份额趋于下降，尤其2020年以后降幅更大。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末股份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18.2%，相比2016年末下降0.8个百分点；今年4月末股份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16.3%，相比2020年末下降近两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股份行面临大行业务下沉和优质城农商行本地化的夹击。一方面，大型银行把金融服务的触角伸向县域和农村，撬走了股份行大量优质客户，产生“掐尖效应”。

　　“大行下沉后，凭借数字化能力和低利率贷款优势，我们15%-20%的存量普惠小微客户出现了流失。”某股份地市分行小微信贷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故事要从2017年说起。当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反复提及“实体经济”一词，核心要求就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资金要流向实体经济。

　　但何为实体经济？如果无法界定实体经济，那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无从谈起。不过监管层并未囿于概念的界定，而是开启了金融支持特定领域的行动，其中普惠小微领域是重点支持方向。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度设定了普惠金融量化增长目标，要求当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当年国有大行超额完成了任务，此后几年也保持着30%左右的增速。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2024年末六大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合计为14.2万亿，相比2018年末增长了5倍多。对比来看，2024末六大行普惠金融贷款规模比股份行资产规模最高的招商银行还要高2万亿，与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恒丰银行五家股份行的资产规模（加总）相当。

　　依托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的扩张，国有大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比重稳步上升：今年4月末为42.6%，相比2019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

　　国有大行很好地完成了支持普惠小微、制造业、科技企业的任务。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

　　在这一定调下，今年中央财政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注资，明年预计还将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注资。资本实力的增强将进一步夯实国有大行的发展后劲，其资产占比预计还会提升。

　　另一方面，城农商行充分依托本地化优势及地方政府的支持，深度挖掘区域市场潜力，市场份额也稳中有升。尤其是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陆续发行5500亿元专项债，向辖区内城农商行注资，城农商行资本实力也得到增强。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末城商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比重为14%，相比2019年末上升了0.8个百分点，同期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13.3%。

　　除此之外，股份行市场份额下降还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高增长时代到处都是机遇，股份行可通过全国展业“跑马圈地”实现较快增长，而2016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股份行全国展业既没有国有大行的资金成本优势，又不像城农商行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扩张难度上升。

　　与此同时，一些股份行风险有所暴露，相应放慢了资产扩张步伐。比如恒丰银行前后两任董事长被查，任上经营不善导致不良贷款率高达28%（2018年），重心在消化不良，2016年-2024年恒丰银行资产规模仅增长27%。此外，民生银行期间资产规模仅增长了32%，二者资产增幅仅有同期银行业的三分之一。

　　“在顺周期、经济高涨时，我们跑马圈地，迅速做大，规模、营收都起来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利润也是有的。但在经济调整期，部分产品策略和风险控制未能及时跟上，导致了一些问题。”冀光恒表示。

　　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2024年平安银行资产增长了95%，和银行业大体相当，不过2022年以来受零售信贷风险暴露影响，平安银行资产增长也放缓。

　　深耕本地战略的提出

　　面对“两头夹击”，冀光恒指出，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股份行需要结合自身能力的禀赋，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与战略调整，不断夯实长期稳健增长的基本盘。至于平安银行，该行将致力于打造为以零售见长、带有科技基因的银行。

　　和平安银行类似，差异化、有特色仍是股份行应对挑战的措施。比如招商银行将继续保持零售银行主体地位、同时加快打造公司金融特色化竞争优势；中信银行提出实施“五个领先”银行战略（领先财富管理银行、领先的综合融资银行、交易结算银行、领先的外汇服务银行、领先的数字化银行）；兴业银行则致力于实施商行+投行的战略。

　　可以说，突出特色是股份行制胜的法宝，而定位则是股份行的发展根基。近年来，诸多股份行尤其是省级国资持股的股份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深耕本地的战略，以期在支持所在省份发展中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

　　华夏银行从2018年开始在年报中表示坚持“北京的银行”定位，浦发银行2019年提出支持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浙商银行2022年提出“深耕浙江”。兴业银行则在2022年将原有的福建业务总部改革为福建管理部，负责统筹协调推动福建省内9家一级分行的经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由央企持股43.7%的广发银行也提出了类似战略。从2022年年报开始，广发银行提出要“根植湾区”，恒丰银行2021年提出“做强本土”。当时恒丰银行控股股东还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不过2024年山东省国资受让中央汇金部分股份后成为恒丰银行第一大股东。

　　分析来看，前述股份行做出这一抉择有多重考虑。首先是契合监管要求。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金融业的导向就是回归主业、回归本源。对于银行业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提升存贷款业务占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城农商行则需要立足本地开展经营。

　　按照监管要求，股份行可以全国展业，经营区域并没有限制，但深耕所在省份已成为前述股份行的战略。它们在阐述战略时大多表述为，作为唯一一家在某省的全国性银行，拥有总部区位、机构布局、资源禀赋与客户基础优势，要以高质量的金融推动全省发展。

　　这意味着它们将深耕本省作为回归主业、回归本源的选项，某种程度上这些股份行已成为城商行Plus——立足本省、跨区经营占比更高的商业银行。

　　部分股份行深耕本省的方针还和国家区域战略结合，比如华夏银行提出要建设“京津冀金融服务主办行”，浦发银行称要打响“长三角自己的银行”的特色品牌，广发银行则致力于成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力银行”。换言之，大本营不仅仅只是所在省份，还囊括了周边地区。

　　其次，股份行所在省份大多是经济大省，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广发银行所在的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浙商银行所在的浙江、恒丰银行所在的山东、兴业银行所在的福建GDP规模位居全国前八。浦发银行所在的上海、华夏银行所在的北京也是全国GDP规模第一、第二的大城市。

　　2022年来中央高层会议多次提出“经济大省挑大梁”，中央政策支持举措也在增加，预计经济大省有更多资金、重大项目倾斜，其社融、GDP占比可能还会提升。

　　对于股份行而言，与其到中西部地区展业，还不如在经济大省尤其所在省份扩大投放——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获得所在省份各级政府的支持，比如优质的贷款项目、大额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存款。

　　浙商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深耕浙江”后重要业务资格和资金专户获取实现突破：2024年新增获取省市县各类资格账户90个，“深耕浙江”三年行动以来累计获取资格专户215个。

　　广发银行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根植湾区”的一个方面为深化政银业务合作，2024年累计投资广东地方债243亿元，占全行地方债投资的21%，为湾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持。2024年末，粤港澳大湾区机构客户存款余额占全行机构客户存款超50%。

　　对于股份行而言，深耕当地最直观的要求则是完善在当地的机构布局。“在深耕的要求下，我们要在省内每一个县都设置支行，我们市有的县还没有设置，正在补上。增设机构短期肯定是亏损的，但长期来看肯定会盈利。”某股份行地市分行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更为重要的则是增加对所在省份的资金支持，包括信贷投放、地方债及企业债承销和投资等，其中信贷投放仍是重中之重。在提出深耕本地的战略后，多家股份行投向所在省份及周边地区的信贷占比整体呈上升态势。

　　界面新闻根据公开数据整理显示，2024年广发银行、浙商银行、浦发银行省内贷款占比分别为50%、33%、19%（资产占比），2023年恒丰银行、兴业银行省内贷款占比均在27%左右。此外，2024年华夏银行京津冀地区贷款占比22.4%。

　　可供对比的是，城商行本地贷款比重在80%左右，但一些跨区经营较多的城商行本地贷款占比已低于50%，比如2024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本地贷款占比分别为42%、48%。前述深耕本省的股份行省内贷款占比平均值仍低于城商行，但广发银行省内贷款占比已超北京银行、上海银行。